巴山蜀水潤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外籍院士張隆溪教授印象(上)

2014/9/2 下午 03:19   資料來源:《世界華人週刊》,作者:桑宜川    
本站分類:作家面對面
巴山蜀水潤隆溪 ——瑞典皇家人文科學院外籍院士張隆溪教授印象(上)

本文經原作者授權,轉載自《世界華人週刊》。

還記得我第一次知道張隆溪先生的名字,約在1978年初春。那時中國剛經歷過「文革」浩劫,終於恢復了停頓十年的高考。我輩雖從那荒誕歲月走過來,但從心智上講卻仍是青澀懵懂的少年人。1977年12月通過溫習考試,不久便相繼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由於77級學子被錄取的比例僅有百分之二,大多心情尤為振奮,也同時摻合著莫名的茫然與期待,看不清自己的將來會有怎樣變化。就在那一段等候入學報到的時間裡,有一天,我在家鄉的《四川日報》上讀到了一則報導,標題是「鍥而不捨,金石可鏤」,寫的就是張隆溪,一位自學成才的學子,以複試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為北大外語系攻讀英國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這是當年四川轟動一時的新聞,曾給了我很大的心靈觸動,因為那是我輩所嚮往而又遙不可及的考試結果。那一年筆者自己好高騖遠,曾在學校選擇欄目裡第一自願填報過北大外語系,隨後不久還接到通知,如約去陝西街上的十中複試考場參加過面試。在一張簡陋的課桌對面,坐著兩位布衣襤褸的外語學院主考老師,不斷地用英語提問並作著記錄,我的面試結果當然是一塌糊塗,因為無法應對那些需要口語表達的問題,對於那一幕窘景,至今記憶猶新。而對於當年報紙上的張隆溪,我素昧平生,無緣相見,唯有羡慕與欽佩不已,視為學習的榜樣。從今天的大學擴招氾濫成災的情形來看,考上碩士研究生已無甚新奇,乃是極為稀鬆尋常之事,但在當年,在百廢待興的年代,同城學子張隆溪被北大外語系錄取為研究生第一名,應是「鳳毛麟角」,若說是中了京城裡的金榜「狀元」,亦非妄語。

 

隆溪讀書,從混沌走向智識

近年來,筆者常有機會回國問學,在家鄉故里每與同輩朋友們小聚時,侃起蜀中聞人的軼事與掌故,間或也聽說隆溪先生年輕時候的勤奮讀書情景,業已傳為佳話。據傳,他在鄉下當知青的年代,就喜歡讀英文書,例如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本和英美文學原著選讀,乃為興趣使然,且堅持收聽「敵臺」(註1)的英語廣播,以此來學習英文格致。難怪他1972年回城後,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過修理工,讀書更為精進,涉獵更為廣博,「文革」後期,科分院生物所研製了一種治冠心病的新藥,希望把說明書翻譯成英文,參加廣交會出口。生物所員工到處找人翻譯,但總不能滿意,最後經朋友介紹,由隆溪譯成英文。他們先以為譯者是某大學教授,後來知道是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修理隊一個工人,便費了很大周折,才在1977年把隆溪轉到生物所做科技翻譯。隆溪在生物所一年,便以「同等學歷」直接參加研究生考試,1978年去了北大。所以隆溪最先出版的書,一本是由英文譯成中文的科學著作,H. W. Parker(派克)著《蛇類》,另一本是由中文譯成英文,Giant Panda,都由北京科學出版社在上世紀80年代初出版。如今回望這段歷史,隆溪應是我們這一代人中最早獨立從事譯事且有卓越建樹的。其時人稱「王翻譯」或「王八國」,至今我仍不解,何以流傳在坊間的姓氏都變了,至今查無出處,不過似可解讀為「翻譯中的王者」或「懂八國語言的王者」,實乃民間美譽,儘管頗有點風趣與調侃的意味。光陰似箭,歲月流金,如今40多年已轉瞬過去,對於這般充滿敬意的稱謂,還留存在老成都人的記憶裡,蕩漾在阡陌街巷的絮語中,想必去國萬里的隆溪先生讀到這來自故鄉的美麗言說,或可報以會心的微笑。

明朝《警世賢文》中有勤奮篇佳句:「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隆溪先生走上治學之路,如今成為海外華人學者中的翹楚,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及歐洲學院外籍院士,領軍西方文論,獨步思想領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是與其早年的讀書體驗、博采眾家之長分不開的。今年7月(2014年),筆者在廈門參加華僑大學舉辦的第三屆國際東西方研究論壇,受《世界華人週刊》社長、華人網路電視臺台長張輝先生之托,和本屆論壇主席、美國加州科技大學哲學系丁子江教授一起,採訪了擔任國際東西方研究學會榮譽主席的張隆溪教授,近距離瞭解了張教授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他對社會人生的洞見,以及他對中西文學藝術的解讀與感悟,受益匪淺。

隆溪先生告之,「文革」十年動亂,自己屬於「老三屆」,蹉跎歲月,沒上過大學,但為了追回耽誤的光陰,自信勤學苦讀的功底,當年毅然直接報考了北大研究生,而且考了外語系英美語言文學專業第一名。筆者以為這應得益於他早年的「童子功」修煉得好。沒有懸梁刺骨,何來金榜題名?沒有飽讀詩書,何來滿腹經綸?自古以來,凡有大才學者,有傑出成就者莫不唯此。

隆溪先生說:「當年在朋友介紹下,我認識了歐陽子雋先生。他曾在報社當過記者,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文革』期間,他居然奇跡般地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他住在一個破舊小院子裡一間極簡陋的屋子裡,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有排木板做成的書架,放滿了各種舊書。在那裡,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每天上班時,我都背著一包書去,一幹完活,馬上把油污的手在鹼水缸裡一洗,就開始看書。」從這段話語中,我突然感悟到了一個讀書人的世界會是怎樣的遼闊和精彩,一個學問家又是怎樣練成的。除了路遇恩師,還需要有自己後天的勤力用功。

隆溪先生說起他的知青歲月,至今還感慨不已:「那時候幹完農活後才能看書,常常看到深夜。我記得某日午夜,讀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讀到最後一句,『在一個人生命尚未終結,沒有最終擺脫痛苦和憂傷之前,不要說他是個有福的人』,此時,四圍是無邊的暗夜,祗有一燈如豆。竹林裡傳來蕭瑟的風聲,河裡遠遠傳來潺潺的水聲,我好像獨自一人處在洪荒曠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種原始、神秘而無可抗拒的力量。這種印象特別深刻,畢生難忘。」從這些話語裡,除了西哲的思辨,我還理解了希臘羅馬文學和英美文學的經典是怎樣注入了少年隆溪的心田,並滋潤著他的精神生活。那樣的讀書意境有一種美麗,美得讓人心顫,美得讓人心醉,是在中國社會處於荒誕無序,生活赤貧的年代,我們曾有過的共同體驗,今天的90後年輕學子恐或難以體會,因為早已時過境遷,但卻終身難以忘懷。

筆者以為,早年的隆溪先生是把讀書當作一種心靈互動,興趣使然,參與其中,目的在於完善自我。因為那時整個國家正在蒙受浩劫,我輩少年人完全看不到人生的前途何在,都處於混沌與迷茫之中。而就在這樣一段歲月裡,中國社會還有癡迷不悟的讀書人,以讀書為樂,是何等的壯美!記得胡適先生說過:「把你自己打造成一塊有用的器,就是你對這個社會盡的最大的義務。」言之鑿鑿,鏗鏹有聲!這原本是常識,但在當下充滿物欲的社會裡,最匱乏的卻往往正是常識。讀書的目的本是做一個有智識的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是尊崇儒家文化的讀書人的圭臬。

隆溪先生說起陳年舊事,至今還感歎道:「客觀而言,那個時代是一場災難,但對我本人未必全是壞處。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記得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去找川大的謝文炳教授,他是專門研究英美文學的,當時正受批判,很灰心喪氣。我把自己翻譯的很多英文詩給他看,他卻說,年輕人啊,你看我學了一輩子,現在到了這個地步,你還要去學這幹什麼呢?我當時完全沒有放在心上,因為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並不太在乎得失。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如果換作現在的環境,條件當然好,但治學是不是會變得更功利化,反而喪失了一些樂趣?」

隆溪先生是我輩讀書人的榜樣,他早年選讀的那些西洋文學名著都是我所喜愛的。每個人性情不一,氣質各異,喜好讀的書也各不相同。喜歡《莊子》的人或許不會喜歡《荀子》,愛讀蘇東坡的人或許不會親近辛棄疾的詩。誰是氣質與你相近的先賢,祗有你知道,無需人家指導,讀書這種事情最注重循序漸進,終有眼界開豁、有所成就的一天。

我知道,早年的隆溪先生把讀書看作一件樂事,是真正讀書得趣,沉潛其中的人,可以不拘行跡,無往不適。美人挑燈,紅袖添香固然讀得,海嘯山崩,風雲變色時又何嘗讀不得?古代士子讀書一定要正襟危坐,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對聖賢的尊重。但我想POSE擺得好,不見得書就讀得好。古代的韓柳蘇歐讀書時想必是搖頭晃腦,神態怡然自得,否則中國文學史上也不會留下韓柳蘇歐的曠世佳作;我也深信,隆溪先生不唯如此,因為現代中國有太多的苦難,有太多的滄桑需要解讀與詮釋,隆溪先生曾在這苦難的夾縫中讀書,並由此從混沌走向智識,走向外面遼闊的世界。

 

狀元進京,眾大師授真經

當下中國是一個「大師」時代漸行漸遠的時代,因為頗負盛名的前輩學者大多已經作古。他們的輝煌人生故事已經謝幕,他們所賴以生存的土壤已經「淮橘為枳」,成為美麗的傳說,留在人們的記憶裡。大師遠去或是因為時代不同,後學難以成為大師是因為已丟失「沉潛」二字。

1978年初春,考上北京大學外語系研究生第一名的張隆溪進京,在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在京城裡先後受到了不少德高望重的前輩學者格外器重與提攜,實在是一個異數,但與當時的學術生態環境有關,後繼無人,國之傷痛。隆溪先生告之,「在北大讀書時,與朱光潛先生、錢鍾書先生、季羨林先生等前輩學者都有過甚密交往。其中,朱光潛是一個非常低調、厚道的人,有人寫文章說他樣子像一個小學教員,沒有大學教授的架子。他學問好,品性也高潔,非常豁達。從上世紀50年代到『文革』他都受到批判,說他是主觀唯心主義。後來他經常對我講,那些批判他的人總是搬出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批判他,其實在他眼裡,那些人對馬克思的理解還不如他。我有次陪他去未名湖散步,一個騎車的學生把朱先生撞了,那孩子點點頭就走了,朱先生也不生氣。」這讓我想起了林語堂先生的散文語錄,他曾說:「世上真正的學問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與導師散步于林間交談時偶得。」筆者亦有親身體會,難忘當年在澳大利亞梅鐸大學(Murdoch University)師從著名語言哲學家盧梭夫教授(Horst Ruthrof)做博士論文的歲月,確實如此,有時恩師的一句不經意的話語,仔細琢磨,便足可引導思路,開豁難題,成就一個學子治學的人生道路。

據隆溪先生回憶:「錢鍾書先生很好玩,我第一次去見他時,北大外事辦公室的人警告我說,錢先生不喜歡你的話會立即表露出來。後來與他接觸多了,發現錢先生是真性情。在我的印象中,錢先生談吐非常鋒利有趣。你看《圍城》,他說話的味道就是那樣,有時候尖刻、諷刺,但卻很有意思,不管談論學術問題還是評人。這兩位先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年輕一代的學生非常關愛。錢鍾書經常引用歐陽修的話,『不怕老師罵,卻怕後生笑。』」

「我讀研究生之前沒有正式上過大學,年少的時候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學。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能擺脫一些體制性、學科性的局限,憑自己的興趣廣泛讀書,不受專業的束縛。我自少就對傳統文化很入迷,讀了不少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籍,也背誦過很多古典詩詞,而且我還很喜歡傳統的繪畫藝術;同時我對西方文化也非常感興趣,對希臘神話、悲劇,還有《聖經》、歐洲文學尤其是英國文學都抱有極大的興趣。我這種比較廣泛的興趣與錢先生是有點相似的,錢先生第一次見我的時候,發現我對中國的傳統知道一點,西方的也知道一點,就覺得我這個年輕人與他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當然,我不可能與他相提並論,也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錢先生對我特別好,我後來的研究其實就受到他很大的影響。錢先生曾經說過:『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在我看來,這正是他本人最根本的學術立場,這種立場也是我所深深認同的。這就是我後來之所以長期從事中西文學、文化比較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談到前輩學者季羨林,隆溪先生認為:「季先生為人謙遜,很照顧晚輩,我離開北大後,他還特意囑咐北大學報給我留個位置。當時北大西語系還有楊周翰、李賦寧等好幾位大學者,對學生都好極了。」如今這樣的歷史機遇,對於一個普通的學子,除了羡慕,早已是可望而不可即之事。

關於當代不出大師的「錢學森之問」,張隆溪說:「這跟教育背景有很大關係,老一輩學者生在一個承前啟後的巨變時代,傳統還在,年幼時都有中國古典教育的經歷,比如錢鍾書先生的父親錢基博,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家,錢先生的家學底子深厚,後來又有機會到歐美留學,兼備中西學之長。對於我們這一輩來說,這兩方面的條件都不具備,你想我考上研究生的時候都已經30多歲了。現在這一輩年輕人呢,環境比我們好點,但物質誘惑太多,人生選擇太多,潛下心來閱讀變得很奢侈。」誠如斯言,當代學人面臨的尷尬就在於此,但應該說也有優勢的一面,生在互聯網時代,東西方的知識屏障幾乎已不存在。

其實,「大師」的稱謂在當下中國已經濫用,各行業的所謂大師層出不窮,車載斗量,被人指稱的或是自我命名的,應有盡有,數也數不過來。但是有趣的是,在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界,至今卻還幾乎為零,沒有人敢隨意自稱「大師」。《後漢書》中有語:「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美麗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的作者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上個世紀30年代亦曾說過,「在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真有一種危險,那就是一個人資訊靈通和這個人的學養,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兩件事情。要資訊靈通,就必須快速閱讀大量僅提供資訊的指南之類書籍。而要有修養,就必須慢慢去讀、細細去品味很少的幾本書,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聲有色的人寫的書。」另外,美國學者詹明信所論的後現代主義特徵,就是「平面化或沒有深度」。網路的情形正是如此,如果年輕人想有所成就,得養成讀經典和思考的習慣,不要被這個什麼東西都來去如風的神馬時代牽著走。行筆於此,或許年輕的讀者會從中體會到讀書做學問的真經所在。

 

註1(此段為桑宜川老師特別解說):

拙文中"敵台"二字乃是調侃之語,指的是當年(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的美國之音(VOA)電台對華英文廣播,記得最有名的是英語教育節目《英語900句》。當時,中國大陸與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對峙,階級鬥爭運動的高漲,"敵台"二字遂成為了大陸話語結構中的流行語,常常“談虎色變”,民眾多避而遠之,不敢公開收聽這類英文廣播,以免招惹是非。那時候能聽懂英文廣播的人本來也極少。

當年的學子學英文,完全沒有今天的各種現代電子設備輔助,只能靠偷聽 "敵台" 的英文廣播節目來練習與提高聽力,我亦有收聽《英語900句》的親歷體驗。現在已是匪矣所思之事。那個年代,在中國大陸能通過短波半導體收音機收聽到的海外中英文廣播節目極少,由於VOA的信號很強,覆蓋率大,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都可以收聽到。

 

今日人氣:0  累計人次:90  回應:0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