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立臺灣報人風骨的《聯合報》已故副總編丁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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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黃仁談論丁文治

 Photo from ficker CC by 鵬智 

《聯合報》已故副總編輯丁文治,確是樹立臺灣報人風骨的新聞工作者,個性耿直,是非分明,有強烈正義感,不畏艱難,節儉、勤勞,不懼權勢,勇於任事,勇於擔當,追求真相,實事求是,而且為正義、為公理會堅持到底,絕不妥協,可說是鐵錚錚的硬漢。


他工作能力強,曾是《聯合報》援外強將,曾派往馬尼拉協助《大中華日報》重振編輯部,也曾派駐台中,協助《台灣日報》創辦,協助建立工廠,成績卓著。


丁文治是江蘇泰興人,民國九年出生,在臺灣光復初期,以上海《僑聲報》記者身份來臺,由於他嫉惡如仇的個性,加上當時年輕氣盛,對陳儀政府官員接收的貪污和態度傲慢,毫不保留的揭發,包括「看陳儀的小王國──臺灣」、「陳儀儼然南面王」等,寫了十幾篇專題報導,對臺灣光復初期的接收政風敗壞,嚴詞譴責。民國三十五年六、七月間,丁文治被聘擔任《和平日報》採訪課長,又揭發大官貪汙的新聞,如專賣局長于百溪、任維鈞,臺北縣長陸桂祥的貪汙案等,均在《和平日報》上一一刊登;還在該報上開闢專欄「七日談」,以幽默筆調,諷刺官員的種種醜態,和揭露臺灣民眾生活困苦的景象。丁文治在《僑聲報》和《和平日報》上發表的臺灣大官貪汙的新聞,甚至有直接攻擊陳儀的文章。起初陳儀不理會,後來警備總總司令柯遠棻約談丁文治,予以軟禁,然後遣送回上海,列為臺灣不受歡迎的人物。一九四九年,上海將淪入共黨之手,丁文治找到軍方關係,再度來臺。這時《經濟時報》已創刊,他和社長黃銘曾在上海一起採訪,很熟,於是經黃銘介紹進入《經濟時報》,擔任副總編輯。筆者與丁文治結交,就是在《經濟時報》才開始,不過跟《和平日報》復刊後的副社長兼總編輯張煦本來認識,在衡陽街的《和平日報》採訪部也去過幾次。筆者記得作家王藍當過採訪主任,後來《和平日報》關門,社長曹先錕自辦《東南晚報》,筆者也應曹先錕之聘,在該報兼差了一段時期,因經常欠薪缺紙,報社不久也關門。


筆者拜讀二○○八年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五日《臺灣公論報》,王篤學、阮大方兩位先生同一天談丁文治的大作,深感人生有緣。丁文治也是我的同事好友,而且我和丁公(習慣稱呼)的相處,至少三十年以上,不但是《經濟時報》和《聯合報》的同事,也是《臺灣日報》的同事,我編《臺灣日報》娛樂版,純粹是為了支援丁公,勉為其難兼差。當時我在《聯合報》每天晚上上班外,白天兼編《民族晚報》影劇版、通訊版、婦女版,還要為《聯合報》新藝版每週固定寫一篇周末影談,要看很多電影,工作量十分沉重。好在我兼《臺灣日報》娛樂版的主編,是晚報下班後編稿,晚報有用不完的稿件圖片可移用,中南部也有一群寫稿人士。我為建立地方報本土化特色,長期徵求臺語片觀感稿約,應徵稿件相當踴躍,同時《臺灣日報》專用影劇記者熊德揚也很努力寫稿,稿源不缺,編好後有人來取稿,當天送到臺中,臺中編輯部有人代看拼版,代看大樣。一度我要請辭,丁公叫我做完半年同進退,因此,丁公借調《臺灣日報》確是半年,不是三個月。該報創辦人夏曉華在一篇遺作〈十年辦報一場夢〉中也提到他要感謝王惕吾,允借調丁文治半年,薪水仍由《聯合報》支付,但丁公不拿《臺灣日報》的薪水,工作仍一絲不苟,令人佩服。


我和丁公在《經濟時報》工作期間,他的太太還在宜蘭空軍子弟學校教課,一度在水源路同租一屋共住,還有一位現在美國的同事韓漪也在一起,後來我和丁公住進《經濟時報》宿舍也是同住一起,韓漪調外埠。


但是《經濟時報》,《全民日報》、《民族報》合併為聯合版時,丁公因病在宜蘭休養不在臺北,《經濟時報》編輯部隨范鶴言進入《聯合報》的只有筆者一人,丁公身體康復後進臺南《中華日報》。一九六三年范鶴言去臺南意外發現丁公,叫他回來《聯合報》。由於聯合版編輯部是由《民族報》的王惕吾負責,范社長將他介紹給王惕老、總編輯關公(關潔民)見面,由於他資歷好,又曾是《經濟時報》的總編輯,立即獲安排為副總編輯。這時《聯合報》計劃要出南部版,派丁公負責籌備,於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正式出報。當時還沒有傳版技術,北部總社稿件送到南社要重新撿字排版,總社副總編輯曾憲宦兼任南社總編輯,主要任務,就在南北稿件的互用調配聯繫,丁文治以副總編名義坐鎮南社,我曾到南社參觀,獲得好友們熱烈歡迎。


在丁公的主持下,《聯合報》南社編採陣容,獨多精英,可惜業務發展未如理想,一年後辦理結束,南社精英份子全部撤回臺北,全部安插總社後更有發揮。這些精英包括劉潔、劉國瑞、吳博全、董大江等等,當年丁公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朝夕相處如兄如弟,無形中,丁公成為南社幫的領袖,回臺北後,雖然工作分散,仍然常有聯繫,尤其春節期間,這些老部屬都會到丁公家中拜年。強將手下無弱兵,丁文治在《聯合報》南社領導的團隊都是一流人才,後來兩人當了《聯合報》總編輯。其中,董大江出任《聯合報》基隆記者不久,跳槽到《中國時報》改行做印刷廠廠長,試辦彩色印刷,費時一年整頓,《中國時報》首創彩色印刷成功,帶動中國報業的彩色印刷時代來臨,董大江因而成為美國高斯彩色高速印報機臺灣總代理,臺灣各報跟進印彩色,所有的高斯彩色印報機都是董大江經手。董大江本名董佩璜,出身工業學校,管理工廠機器是他本行,在白色恐怖時代他曾被警總關過,出獄後改名董大江,他感覺到《聯合報》總社諜影幢幢,所以跳槽。當時《聯合報》除了「人二室」是直接治安人員外,還有幾位同事兼任警總線民。另一方面,丁公和劉國瑞、唐達聰三位能力強手,合辦「學生書店」,業務突飛猛進,在出版界一枝獨秀。《聯合報》王惕老發現學生書店的卓然有成,尤其印明清古書暢銷美國,乃找劉國瑞去專責創辦聯經出版公司,一切條件比學生書店強十倍,又升他為《聯合報》總編輯,學生書店改由丁文治一人負責經營。它一度出版的清史書外銷美國,又獨資出版台灣出版年鑑成為大熱門,這都可見丁公當年在傳播界的成就。據劉國瑞說,唐達聰不是學生書店的股東,而是幫忙性質。


一九五六年筆者結婚時,和丁公同時在東園街買房子,毗鄰而居。那年東園街淹水,當年《民族報》的同仁也住在東園街,《聯合報》採訪主任馬克任在筆者和丁公住所隔一條街的巷子裡。王惕老得知東園街淹水,特別乘自用車到馬克任家慰問,卻未順道來探望同樣遭淹水所困的副總編輯丁公。聯合報系的《經濟日報》創刊時,丁公擔任總編輯,建立經濟新聞獨特風格,他提倡的副刊生活化也與眾不同,此時他已遷居仁愛路仁愛醫院後面的《聯合報》興建的員工私有公寓。


丁公有一段時期,擔任王惕老和范鶴老合營的樹膠公司的經理,承包軍用品製造業務。後來王惕老將樹膠工廠賣掉,卻未對丁公和他手下工作人員作安排,據說丁公因有舊案,老中央部有指示,不能讓丁公回新聞界,故王老闆不便作安排。丁公為了維持手下工作人員的生活,繼續接訂單,工作了幾年,直到沒有業務才遣散員工。他獨自一人每天早晨七點鐘,仍準時從仁愛路四段住所步行一小時,到峨嵋街康定路《聯合報》樹膠公司的辦公室,面對空屋,中午帶便當,吃完便當,下午步行到和平東路學生書店上班,主編出版年鑑,每年一大本。這時期他每天健行二小時以上,有益身體健康,但對王惕老不滿,長期悶在心裡,他繼續坐鎮康定路《聯合報》給樹膠公司的兩間空屋,應是一種無言的抗議。一度王家第二代王必成想把空房子收回,但懼於丁公硬漢的威望,王惕老欠他的交待而作罷,這樣的冷戰持續到丁公逝世前兩年他住醫院才結束。丁公住的《聯合報》仁愛路員工公寓,因黃金地段,漲價好幾倍,多位同仁已遷出或改建,只有丁公的住所仍是兩層樓平房,拒絕改建三層樓及高價出賣,兩排宿舍中只有他一戶一直是老樣子,這就是丁公的硬漢作風。丁公曾因《聯合報》將他出借給《台灣日報》,離開仁愛路住處一段時日,之後一直住在那裡。以下摘錄《臺灣公論報》阮大方、王篤學兩人對丁公出借的故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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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治的報人風範


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在台灣新聞界服務四十多年的老記者老編輯,應《台灣公論報》之邀,撰寫「回首報壇四十年的人物專欄」,第一篇就寫他最尊敬的丁文治,由於我也應邀在該報寫稿,才有機會看到以直接訂戶銷售並沒有公開販賣的《台灣公論報》。王篤學認識丁文治,是在《台灣日報》創刊時,進報社第一個就見到在大陸時代已是名記者的老報人丁文治,使他見到中國傳統老報人的耿直,嫉惡如仇的風範,一直把他列為啟蒙老師,而且有古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般的尊敬,十分難得。


據王篤學在回憶丁公的往事中說:丁公在《聯合報》服務時,有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他因發了一則新聞得罪當局,警總部找他進去問話,丁公一本報人守則堅不吐實新聞來源,所以留在警總出不了大門。《聯合報》不見丁公人影十分詫異,四處打聽下落,正巧在跑警總新聞的陳書中,無意中發現丁公騎的腳踏車放在警總大門口旁邊,於是回報社報告丁公在警總,才被營救放了出來。


對於丁公為何會從《聯合報》借調到《台灣日報》,據王篤學說:夏曉華先生創辦《臺灣日報》,找不到適當的人擔任總編輯,於是向他的朋友王惕吾先生借將。夏先生原意是要借《聯合報》的紅人劉潔,王惕老不肯放人,另行推薦丁文治。這裡面有一個內幕,因為丁公是范鶴老的人,惕老順水推舟推出丁文治,不過事先約定,只能借任三個月,三個月後必須送還《聯合報》。


丁公身材修長,面容清癯,兩眼炯炯有光,稱得上是「目光如炬」、威儀逼人,經常一襲藍布長衫,說起話來倒是和藹可親。每天晚上,他端坐編輯部的上方正中央,不苟言笑,指揮若定。我永遠記得影星葉楓和凌雲結婚後,來臺度蜜月的事,他們兩人到了臺中下榻臺中教師會館;報社派記者方培敬、于枕流兩人前去採訪,居然吃閉門羹;兩人回來向丁公報告,丁公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大吼:「去!去追!警告他們,不要得罪了我們《臺灣日報》!」《臺灣日報》四字鏗鏘有聲,這一幕如在眼前。


那時候,我們單身的人都住在《臺灣日報》編輯部的宿舍,丁公極少會客,上午起來和我們一起進早餐、一起看報,晚上一起上班,極少接聽電話,似無任何私人談話,對編輯記者也無任何私下交往,一切公事公辦。三個月下來,《臺灣日報》辦得有聲有色,在中部一枝獨秀,聲名遠播北部,與《聯合報》、《徵信新聞報》同樣都刮目相看。


厚蒙丁公不棄,待我這個後生晚輩相當客氣,偶有指教都稱「篤學兄」,真使我愧不敢當。三個月期滿後(黃仁註:六個月後才回臺北),丁公回臺北《聯合報》去了,我悵然若失。有一天我在《臺灣日報》副刊寫了一篇〈閒話李敖〉,想不到丁公居然看到這篇短文,還親筆給我寫了一封信,讚美有加外多所鼓勵,慚愧的是我不曾報答過師恩。


綜合而言,丁公給我的印象是生活儉樸,身無旁務,過的是清教徒式的日子。戮力從公,三個月沒有休假、沒有應酬、沒有交代過要發一則新聞或不發一則新聞,純粹新聞立意、公事公辦。丁公自律極嚴,卻從不見苛責過任何一位同仁,《臺灣日報》人人尊敬丁公,口稱丁公心悅誠服。


我回臺北後,見到《聯合報》的朋友,聽到有關丁公的軼事,以及他在經濟日報總編輯任內的作為,還包括他應邀到菲律賓替僑胞辦報的事蹟,私心竊喜,丁公的報人風範不僅影響我一個人,而且澤被很多人,他既樹立的報人典範,永留新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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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菲律賓辦僑報的原因


《台灣公論報》社長阮大方,與丁公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和接觸,他是在《經濟日報》創刊後,在丁公擔任總編輯之下當記者,他提到丁公會去菲律賓協助僑報整頓編務,此事與他有關。他說:


《聯合報》併購當年的《臺灣公論報》,創辦《經濟日報》,成立國內第一個報業集團,丁公奉派出任總編輯,我也被派到《經濟日報》採訪組、綜合新聞小組任記者,採訪主任是王彥彭先生,綜合新聞副主任是劉宗周先生。


創刊次年年初,美國將琉球交還日本,我很不以為然,就以此為題,到處找資料,引經據典,寫了一系列琉球應該歸屬中國,而非日本的專欄。登出四篇之後,報系老闆王惕吾先生在晚上編輯部上班時,突然駕臨編輯部,宣布「奉令停刊」,不必發稿的命令,當場氣氛凝重。丁公、王彥彭、劉宗周和我,被叫到五樓王惕老的小會議室談話,方知美國把琉球交給日本,是外交折衷的結果,國民黨中央黨部有書面通知給各新聞單位,不可炒作,所以連日來各報都沒有大肆報導,只有我在經濟日報獨家痛批,被《中央日報》在中常會上告御狀,因此得罪當道,召見惕老面諭:「不要辦了!」


其後查明中央黨部通報的文件,送到社長閻奉璋先生辦公室,閻社長未及拆閱,就鎖進書桌抽屜,編輯部從未看到,根本不知此事!王惕老央請有力人士向當道說明事實,自請處分,丁公慨然一肩承擔,遭到免職。


丁公向來不為警總所喜(黃仁註:一九四八年丁公曾被警總遣送回上海),警總落井下石,不讓丁公再在臺灣報界工作,王惕老安排他到菲律賓一家僑報工作(黃仁註:國民黨在菲律賓經營的《大中華日報》,丁公名義是總編輯整頓編輯部,總主筆邢光祖是國民黨的才子,後來返國任教),二、三年後丁公才返回臺灣。


當時,如果不是王惕老的擔當和丁公的風骨,到警總吃公家飯的,必定是我阮大方,因為我年少氣盛,基於愛國心,具名撰文,痛陳不當,才惹出了如此大禍,害得《經濟日報》停刊五天,丁公遠走異國,如今仍然有愧於心。(原載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的《《臺灣公論報》》)


可見丁公一生在受盡委屈中樹立了台灣報人的風範,在台灣報業史上,應留為後代追思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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