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姜書益
首頁圖來源：Evgeny
本文作者為前駐俄羅斯資深外交官
俄羅斯從1991年成立以來，一直面對北約東擴之壓力，後者非但不顧莫斯科之強烈反對，接納波、捷、匈、保、羅等東歐前蘇聯附庸國家，更將其勢力伸向獨立國協內部，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領域，致引起俄羅斯極大疑慮和反彈。2008年喬治亞衝突，西方並未學得教訓，在美國領導下的北約繼續向烏克蘭冒進，企圖在基輔再製造一場「橙色革命」，結果導致2014年以來的烏東流血衝突。如今敘利亞內戰，IS的坐大以及歐洲難民問題的相繼出現，其實都與美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以及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之春」有所關聯，但受操控的西方媒體，從美國的戰略觀點來探討國際衝突，自然失諸偏頗，難窺問題的真相了。
在俄羅斯求學多年並獲得著名的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大學（МГИМО）博士學位的胡逢瑛教授，一直從事俄國問題之研究著作等身，最近更與其夫婿吳非教授合作撰寫出「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新著，這是從新聞傳播等非傳統角度來探討最近發生的烏克蘭危機，此外並分析普京總統就任以來的俄羅斯戰略及對外關係。胡教授大量引用西方、俄羅斯及兩岸重要資訊，平衡報導了東西不同觀點，這是近年台灣國際關係著作所罕見，主要是由於作者能有效掌握當今國際關係美、俄、中三種主要語言，並在這些國家進行過多年實地觀察研究所致。
事實上，在《尼布楚條約》簽署後未久，沙俄為深入瞭解亞洲大清帝國的真實情況，從1715年起，每年都派遣大批東正教僧侶和留學生，跋踄千山萬水前來北京，對中國進行實地考察，更在北京成立「俄羅斯館」供來華學生長期居住，多年來為俄羅斯培養出比丘林（Бичурин, Н.Я., 1777-1853）、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В.П.,1818-1900）、卡法羅夫（Кафаров, П.И., 1817-1878）等偉大漢學家，他們在華期間不僅修習漢、滿、蒙、藏語文，並將《資治通鑑綱目》、《大清一統誌》、《八旗通誌》等重要典籍文獻譯為俄文，並將蒙古、新疆、西藏等中國邊疆地區風土人情向西方作有系統的介紹，他們不僅對中俄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亦為俄羅斯帝國向東方不斷擴張贏得驚人的政治和經濟權益。
近年俄羅斯對中國問題之研究和興趣，並未因蘇聯解體而沒落，反而因中國的崛起而成為顯學，新一代的俄國漢學家如雨後春筍，其研究和著作更汗牛充棟。如前俄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高有理（Галенович, Ю.М.）教授就將冷戰時期的俄中關係和邊界談判作一系列的介紹，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劉宇衛（Головачёв, В. Ц.）教授不僅重譯盛岳大使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沿革」一書，還就明代重修黑龍江口的永寧寺碑問題進行深入考查探討，曾大量報導前蘇聯兩岸政策內幕的俄羅斯外交學院院長巴札諾夫（Бажанов, Е. П.），亦就俄羅斯的亞太政策發表專文，而遠東研究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拉林（Ларин, А.Г.）教授最近更對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提出其獨特看法，這些專著都非常值得注意。
近年大陸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和各地方的俄國問題研究機構，對俄羅斯、中亞的研究報告和專書，推陳出新而且時有佳作出現，反觀台北學術和外交界，不僅真正的俄國問題人才難覓，甚至連像樣的俄語翻譯都嚴重不足。近四十年來的「反共抗俄」政策，已使有關單位忘卻培養俄國語文及俄國事務人才之重要性，學術界也只跟著西方人云亦云，對俄羅斯之瞭解自然繆誤百出，對俄國問題之決策又如何能要求其正確，諺云：「聞鼙鼓而思良將」，如今胡教授大作正補此空白令人欣慰，書益瀏覽之餘，爰書所感，以就教於作者逢瑛學妹。
民國105年4月19日，序於淡水匡廬
推薦序／詹秀穎
本文作者曾任中華民國駐俄羅斯代表處顧問、副代表及駐索羅門群島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
眾所周知，蘇聯解體，在西方的輿論宣傳中，這是一個邪惡帝國的崩解，它再也不可能成為如同冷戰時期兩極國際體系那樣再與美國爭鋒較勁。然而，僅僅是二十餘年的時間，俄羅斯在普京總統的主政下已經成為解決國際爭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我的文化大學俄文系學妹胡逢瑛教授與她的夫君吳非教授合撰的《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提供了獨到的分析和見解，幫助讀者了解俄羅斯如何再次崛起成為國際強國。
該書的作者認為，俄羅斯在公共外交中強調發展自身特色的軟實力工作，包括全面建設國家媒體與智庫，向國際與國內展開全面的宣傳，因為俄羅斯的形象只會隨著俄羅斯的強大以及俄羅斯對於西方構成的威脅而改變，這是俄羅斯被當作西方的假想敵在國際上所進行的國際輿論戰和國家間實力的全面博弈所形成的。因此，俄羅斯的公共外交是從強化外宣機制開始的一連串資源整合，讓俄羅斯問題以站在俄羅斯的角度進行有利於俄羅斯大外交執行的真正國際化工作。另外，該書作者認為，在前蘇聯各國的整合，是俄羅斯外交與公共外交的優先重點，也就是從地緣關係和傳統文化的親近上來全面強化俄羅斯在前蘇聯的影響力。作者也同時認為，俄羅斯在推廣俄語與保護俄羅斯族裔的工作上取得很大的成效。也就是這些國家的國際關係研究者與活動家都可以操持流利的俄語和俄羅斯進行國際問題的討論，並且透過智庫把這類型的討論機制化，建立長期穩定的對話，讓這些俄情專家可以在國際議程上和國際關係上與俄羅斯取得較為一致的共識。其特點在於建立共同的利益，以維護傳統地緣政治上的國家利益，這樣的利益以區域及國際組織包括歐亞經濟聯盟、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亞信峰會、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等的合作方式全面落實。因此，該書作者認為，俄羅斯的公共外交強調教育和學術資源的整合以促進經貿文化與政治軍事的共同體，在此共同體之上強調國家間的平等和對話，沒有聯盟關係的從屬性，因此極具吸引力和效果。
在該書中作者以俄羅斯和歐盟與中國地緣整合作為研究核心，指出了俄羅斯的歐亞政策及其特點和趨勢。特別是俄中關係的緊密程度以及如何理解現行的俄中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都提出了重要的論述。該書作者認為，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能夠在現存的地緣基礎上加強關係是一個必然且不可避免的趨勢，兩國在解決歷史遺留的領土問題上沒有持續爭論的必要性，因為當前兩國各自都面臨許多挑戰，包括西方進行的顏色革命，在該書中作者提到了烏克蘭危機和克里米亞事件，導致俄羅斯面臨西方的經濟制裁與國際輿論撻伐，西方藉此戰略進逼迫使俄羅斯屈服。一旦普京總統處理不當，就會爆發金融危機與國內政變並且甚至導致俄羅斯再次全面崩解的可能性。因此，作者在文內做了許多俄羅斯當前政策與現勢的剖析，對於讀者了解俄羅斯的決策模式和意識型態思維都有很大的幫助。
談及台俄關係的經貿往來，雙邊長期以來基本上是仍處於比較冷清低盪的狀態。在各項文化、經貿、教育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始終未能提升到更緊密的關係。其原因很多，但是若從俄羅斯的角度來看，俄國人認為不能說俄語並且不瞭解俄羅斯是無法取得長期合作關係的，因為連最基本的相互認識以及溝通和信任都會成為問題，遑談提升雙邊經貿關係到一個更高的層級。自一九九二年我國開始與俄羅斯展開各項合作關係以還，雖然有些進展，但是我們更期待有心推動台俄關係的政府民間各界先進能夠繼續推動這項有意義的工作。胡學妹逢瑛教授與吳非教授留學俄羅斯後並在大學任教，不但在學術領域上研究俄羅斯有出色的創見，更在台俄學術交流活動方面有積極的作為，持續不斷在國內外媒體上發表有關俄羅斯議題的文章，顯示他們在俄羅斯問題上的辛勤耕耘和精闢見解。我在此預祝此書發行成功，繼續創造更多豐碩的研究成果。故特此樂於撰序及大力推薦！
2016年3月9日
推薦序／郭武平
本文作者為前俄羅斯研究所所長、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
胡逢瑛和吳非兩位賢伉儷教授合著的「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是集結四篇有關俄羅斯對外政策和地緣政治相關議題的學術專論，也是他們兩位這兩年來的研究成果與心得，其中有兩篇並刊登在中國相關核心期刊等刊物上，對年輕一代的俄羅斯研究者而言，這本書的出版是值得鼓勵與肯定的，有幸先拜讀之餘，應邀寫序，期能分享。
專書共有四篇專論，議題包括：俄羅斯的「軟實力」與「公共外交」、俄中戰略夥伴關係、俄羅斯的傳媒與外宣系統RussiaToday的整合、俄羅斯在歐亞整合中的角色，四篇專論議題內容與時間點並都敘及2014年的烏克蘭事件，其中兩篇更以烏克蘭事件為時間軸，凸顯出全書內容對當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內政決策與對外政策特色，正如作者所強調的：「保護俄羅斯」是普京唯一的道德標準，可說是普京的強勢風格作為，都是為了他對俄羅斯人民的承諾：「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普京改組俄羅斯傳媒，將俄羅斯媒體國家化、公共化，主要為配合俄羅斯的國家崛起，其強勢的領導與限縮新聞自由，過程中當然會有主張民主自由等不同聲音，以克里米亞事件為例，在西方歐美輿論強力指責之下，俄羅斯的輿論媒體卻在凝聚俄羅斯人民共識上，發揮了關鍵性作用，更顯示在烏克蘭事件後，普京總統個人超過八成的民意支持度上，這和台灣輿論新聞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幾乎成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值得我們深思。
胡逢瑛和吳非兩位教授都獲有俄羅斯著名大學MGIMO和MSU博士學位，從事相關俄羅斯區域研究教學多年，工作之餘並勤於參與學術活動。第一次認識他們是個人任教於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時，十餘年來，並經常在有關俄羅斯研究學術場合碰面，尤其是，他們經常參與在俄羅斯舉辦的各類學術活動，由於他們能流暢的運用俄語與俄羅斯學者進行學術交流，在年輕學者中，可算是相當積極參與、投入頻率很高的少數新秀。
冷戰結束後迄今，莫斯科與北京愈走愈近，全球各國也越來越重視俄羅斯研究。當中、俄在國際間經常聯手與美國在全球展開競逐之際，從台灣的角度看美、俄、中三國的角力互動，本書的出版，提供讀者從俄羅斯的國家發展戰略視野，審視普京總統對俄羅斯的全球戰略思維，許多不同於西方歐美輿論的價值觀點，或許這也是本書所欲傳達的重要觀點訊息。最後，這本書的預定出版時節，應是寒冬已過大地回春，「俄羅斯在集中力量—面對挑戰」，本書亦有如集中力量蓄積能量，預祝能帶給作者闔府盎然春意、寒意全消。
2016年3月13日
推薦序／石之瑜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國大陸暨兩岸教學研究中心執行長
俄羅斯雄踞歐亞大陸，絕不僅只是國際關係地緣政治視野下，一種關於資源與權力的宣告。如何神入歐亞的地緣文化與地緣意識，是國際知識界迄今無解的嚴肅挑戰。畢竟，地緣意識不可測，甚至也不可言傳。
主流國際關係研究卻受限於主權身分所加諸的想像，認為國家是具有獨立意志的能動者，足以根據自己的目標與所既有的資源，來規劃國家大戰略，因此總是把國家與其所擁有的疆域，及所運用的組織、技術，當成給定的命題，就好像歐亞大陸對於俄羅斯的意義，與對於任何國家的意義都是一樣的，不過是資源而已。
其結果，華府根據自己會如何運用地緣政治經濟來提升美國的影響力，就也當成為其精英階層理解俄羅斯的主要方程式。因此，美國的知識界不能夠體會地緣文化意識在歐亞大陸的萌生、形成與開展歷程，深刻地影響莫斯科的決策動機、情感及其德行主張。
其實，只要回想美國自己歷史上的內政外交，就不難發現，地緣向來是自我認識的重要基礎，是生存理性不可擺脫的情感，美國毫不例外。民族對所處地緣的偏執、浪漫、迷戀、依賴、占有等情感，往往不是一時間的計利算害所能說明。
就以美國本身來看，不但有某種因為對西部的地緣想像，而能代代傳承上下號稱的開拓精神；更因為早年對美洲整體的地緣規範，經由門羅主義的概念昇華，終於構成美國的後院意識，在之後將近兩百年，主導著美國的大戰略思維。
甚至，開拓西部邊疆與維護美洲自主的地緣意識，相得益彰，共同醞釀了某種反向的地緣文化，即是以落後封建的歐洲為對照，襯托出之後傲視世界的所謂美國例外主義。美國自己的過去，就已使得國際關係研究所假定的冷酷操弄，在地緣意識所孕育的情感執著裡，顯得滑稽可笑。
俄羅斯歷史與歐亞地緣意識的深層交融，培養出的領導精英，有一種透過歐亞大陸認識自己，超越歐洲的堅強意志。這樣的意志不是透過重複叫囂在鞏固，更不是借由文字的煽動來強化，反而是奠基在寧靜、堅忍的任勞任苦文化上，雖然無言，卻極有韌性。
歐亞大陸提供了一種地緣意識，源源不絕支撐著俄羅斯民族熬過征服，發而為難以言傳的生命力，以及那股永遠可以回歸再起的原始頑固，有如一個源頭之無止無歇，讓外來的壓迫與入侵，永遠只能是歷史片斷，因此不但不會消滅鬥志，反而因為無形的抵抗與無言的串流，縱使外來的統治者無比強大，或外來的統治思想極其桎梏，最終仍都淪為重新超越歐洲，回歸歐亞母體的動力。
胡逢瑛與吳非同在俄羅斯苦學不輟，異地情緣的璀璨，分別帶回臺海兩岸結成知識花果。他們賢伉儷不但通過常年磨練，已精準掌握俄羅斯語言，更透過語言深入神髓，徜徉在俄羅斯的社會生活中，結交士、媒、政、商，就近觀察體驗政治過程，而能不畏繁瑣，細膩地品嘗沒有表象的歐亞地緣所扎下的民族意識。
他們乃從普京領導的俄羅斯重新崛起過程中，描述出外界鮮能透視的一種動機、情感與理性之間的熔融一爐，進而說明普京的戰略、批判、毅力等等表現，反映的不是一人一職，更不是一疆一域，而是幾世紀以來蒙受歐亞地緣意識，甘願隨之沈浮，緩緩恢復中的大地人民，同他們生生不息的願望。
爬梳眼前這本大作，了解當代俄羅斯，關注俄羅斯與中國的彼此扶持，警惕美國無所不在的爭霸，並了解世界與歐亞的相互構成，於是懂得重新認識自己的讀者，一定要感謝兩位孜孜不倦的如椽之筆。
推薦序：從俄羅斯看自己／吳玉山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猶記得六年前與來中研院訪問的著名史學家佩理．安德森（Perry Anderson）談論世局發展，他對於俄羅所能扮演的角色頗為輕視，也不認為持續做俄羅斯和比較後共研究有什麼意義，我自然不以為然。類似的看法普遍地存在於西方學界，也反映了西方國家一般的觀感。但是他們錯了。
俄羅斯在普京總統的第一任期（2000-2004）內對西方是採取「韜光養晦」的策略，但是從2006年開始莫斯科的外交政策逐漸變調，與西方針鋒相對。發生在喬治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的顏色革命，北約的不斷東擴，2008年的俄喬戰爭等再再顯示出俄羅斯與西方有相互衝突的戰略利益，因此雙方關係逐漸緊張。2008年梅德維傑夫擔任總統，他與美國總統歐巴馬之間的關係較為融洽，緊張的美俄關係一時獲得舒緩。但是接下來梅普互換總統總理之位，惹起極大爭議，俄羅斯的反對力量趁勢崛起，美國顯露出對「更換政權」（regime change）的高度興趣與支持，這使得莫斯科戒心大起，而從2012年開始美俄關係又一路向下，在烏克蘭危機的時候到達高峰。俄羅斯對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構成巨大壓力，並和激進回教恐怖主義，以及東方的中國再起形成對當世美國霸權的三大挑戰。莫斯科與北京聯手抗拒美國，但是又和西方結合對抗伊斯蘭國的恐怖主義，縱橫捭闔，外交戰略手段靈活。普京敢於在關鍵時刻大膽使用武力，又能入能出，令人瞠目。很顯然地，俄羅斯又站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了。
台灣的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研究長期在美國的學術典範下運作，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觀點較不熟悉，也欠缺同情與瞭解。通常從事區域研究的學者對於留學國的民情文化與歷史傳統會有較為深切的體會，對於該國的內外政策也較能設身處地加以理解。胡逢瑛與吳非兩位分別自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與莫斯科國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這是兩間最負盛名的俄羅斯高等學府。他們對於俄羅斯政治與民情的掌握精準，特別專長於傳播輿論和戰略外交的研究。本書由這兩位作者執筆，基於他們對於俄羅斯的深刻理解，提出了和坊間流行大不相同的「俄羅斯觀點」，其內容大有可觀之處，而可以補主流學派的不足。在本書的字裡行間，作者並不遮掩對俄羅斯的深刻情懷，那是一種經過透徹瞭解而自然產生的同理心。因為我從大學時代開始，便醉心於俄羅斯研究，深感這是一個謎樣而又充滿吸引力的國家，因此完全可以體會作者的心情，並對坊間能夠有一本由真正的專家所著、即時而又深入地討論俄羅斯政治的專書而備感振奮。
本書有兩個主調，一是俄羅斯的對外宣傳，一是其地緣戰略，而前者其實是後者的一個重要的手段。作者採取的是現實主義的分析途徑，認為國家間自然會為了不同的利益而相互爭執，並以掌握國際輿論的方式來促進本國的利益。作者又有很強烈的俄羅斯情懷，經常站在莫斯科的角度來辯護其政策，並指出西方的自利與偽善。這樣的途徑會讓一般的讀者感覺驚訝，因為他們所熟知的是以民主人權為主調的西方強勢論述。然而「俄羅斯觀點」是必要的，因為一方面不瞭解俄羅斯的心情想法就無法掌握其外交戰略，也因而無法理解今天的世局演變；另一方面，細讀和西方對撞的俄羅斯觀點能衝擊我們對國際關係的刻板印象，讓我們能夠多一個觀察的角度，以更深一層地體認國際政治的本質。
本書最為精彩的部分是對俄羅斯對外宣傳做法的深入剖析（第一章與第三章），以及對俄羅斯和中國大陸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日益趨近的精細掌握（第二章與第四章）。由於普京重建俄羅斯的對外宣傳體系主要就是為了進行國際競爭，要打破盎格魯薩克森人（英美）對於媒體輿論的壟斷，因此全書的論述線索，其實是從西方對俄羅斯的擠壓遏制開始，到俄羅斯的戰略反擊（包括克里米亞事件和烏克蘭東部內戰、以及與中國大陸的準軍事同盟，表現在共同演習與相互參與對方的重要閱兵等），和對外宣傳的重塑（「軟實力」、「公共外交」、Russia Today），這是一氣呵成的。站在俄羅斯的角度，西方在蘇聯崩解了之後，對於俄羅斯仍不肯釋懷，不僅不願意將俄羅斯納入一個共同體系，更驅使北約與歐盟不斷東擴，對俄羅斯侵門踏戶、無有饜足。俄羅斯乃是在受盡壓抑欺凌之後，奮起自衛，要重拾一個歐亞文化資源大國的基本尊嚴而已。普京就是在這一點上和俄羅斯人民同心，所以民意支持居高不下，而始作俑者的西方卻渾然不知自己的所為是造成這一切的首要原因，只是一意地批評普京和俄羅斯不符合其價值標準，並要求夾處於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國家選邊，雙方的緊張關係自然無解。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點出了綜合國力更為強盛的中國大陸，在面對西方時，頗為欣賞並亟思仿效俄羅斯的強勢姿態，以及其宣傳策略。中國大陸自然也是文化與資源大國，面臨類似的戰略情境，和俄羅斯聯手是勢所必然。在心理的主觀感受上，也有莫斯科不甘受制於西方的同樣心態。近來對於中共的對外政策逐漸強勢的研究當中，屢屢從中國本身的情境中找尋解釋，而忽略了俄羅斯的示範效應，是很可惜的。在西方的感知當中，一直到最近都不把俄羅斯視為國際政治的主要角色，並以此揣摩其他強權的心理，結果忽視了中國和俄國的歷史淵源，以及相互產生示範效應的可能，這實在是受到本身觀點的侷限，而缺乏對於中俄領導階層心理態度的理解。在這一點上，作者正好能夠以其成長背景和學術訓練來填補缺憾，讓我們看到兩個大陸強權如何在西方的壓力之下互動，將彼此的關係帶回到1950年代的緊密程度（當然雙方的國力對比是反轉的）。
在本書中作者站在俄羅斯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的看法與現況的評估容有可討論之處。例如對於冷戰的起因過多地歸咎於邱吉爾，又或是認為中俄印可以因為俄羅斯同是中印兩國精密武器的最大供應國因而可以形成三國軸心等，前者可能輕忽了史達林的戰略企圖，而後者則沒有看到中印競爭的自然態勢。不過整體而言，作者抓住了俄羅斯的民心想法和普京的戰略構思，並不客氣地批評了西方的觀點與政策，讓我們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世界。正如同作者在分析Russia Today成功原因的時候時，點出了俄羅斯的對外宣傳是以非主流的民意為對象，以提供另類看法來爭取支持，不迴避有爭議的議題，並揭露西方主流媒體的盲點（例如Russia Today對於華爾街「佔領運動」的報導），本書的最大意義也就是提供「俄羅斯觀點」的另類看法，讓我們能夠逃脫主流論述，來思索究竟國際關係的真實面目是如何。其最大的意義，不是讓我們接受「俄羅斯觀點」，而是讓我們有「自己的觀點」，而非扈從於他人之後。其實俄羅斯從葉爾欽時代到普京時期，最大的轉變就是發展出自己的國家定位，不接受別人所設定的框架，而奮力圖強。這個心情與俄羅斯在歷史上屢次學習西方而不被接受，從而深刻反省以走出自己的道路如出一轍。理解俄羅斯的故事，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應該在這裡，而這也會是本書最大的貢獻。
識於南港105.5.5
俄羅斯國際輿論戰與「轉向亞洲」戰略
一、「反俄」、「反恐」或是「反中」？
對於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總是充斥著紛亂的意見，這種紛亂的意見來自於西方內部對於自身經濟與安全困境的反應以及美國總統選舉競選活動中所帶來美國外交定位的爭論：「反俄」、「反恐」或是「反中」優先順序目標的爭論。隨著敘利亞局勢自美俄支持停火協議下的轉機以及國際反恐聲浪的高漲，國際局勢對峙的僵化以及中俄的崛起都使得亞太安全與經濟趨勢將產生結構性的轉變。2016年3月31日，在美國華府舉行的核安全高峰會議也因為俄羅斯的缺席蒙上陰影：一方面，普京避開與歐巴馬對於波羅申科指控俄羅斯核威脅烏克蘭的政治化議題的直接交鋒，顯示了俄羅斯將要與美國的新政府打交道；另一方面，中美在朝鮮半島與南海主權爭議的交鋒也成為核峰會的另一焦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曾表示北約已經過時，並強調現在外交任務應是「反恐」。俄美關係「正常化」將對世局和亞太產生影響，其中就是美國是否會將外部敵人定位在中國，而造成亞太局勢的安全動盪。
據此，美國總統大選也至少反映當前兩大困境：首先是中俄關係的持續加強對美的挑戰，2016年6月，普京總統也將訪問中國，中俄關係在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架構下使得美國重返亞太的「再平衡」政策同時與中俄兩大強權為敵極為不利；其次是歐盟安全的困境與美國安全利益的衝突，歐盟發生伊斯蘭國多起的恐怖攻擊事件顯示歐洲情報的弱化，美歐安全的合作重點卻在北約東擴以及對於俄羅斯戰略空間的壓縮，然而，北約東擴顯然已經在烏克蘭分裂之後達到極限，因為《明斯克決議》的執行是在基輔當局和頓巴斯本身之間的談判，不在於俄羅斯，俄羅斯的角色與西方一樣都是處在協調與監督的位置上，不是參與衝突的一方，這使得西方的孤立戰略與經濟制裁前提逐漸在俄羅斯的國際輿論宣傳戰當中失去正當性並且在歐盟內部出現了分化立場。美國與北約成員國自身在國際反恐與北約東擴之間的方向上在對面與俄羅斯和解的問題上出現了自身安全的困境和矛盾。
二、俄羅斯不會陷入北約的衝突邏輯當中
俄羅斯方面的說法是：「俄羅斯不會讓自己陷入與北約史無前例的對抗當中」。俄羅斯猶太裔商人傑米揚‧庫德里亞夫采夫（Демьян Кудрявцев）所持有的自由經濟日報《聲明報》刊登報導「拉夫羅夫：莫斯科充分考量與華盛頓恢復關係」（Лавров:Москва рассчитывает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Вашингтоном），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認為，自冷戰結束之後，北約對俄羅斯進行史無前例的軍事挑釁，
不斷對俄羅斯進行軍事與政治的圍堵，這裡面始終伴隨著「妖魔化」俄羅斯的國際輿論宣傳戰，其目的在於「為北約尋找繼續存在的理由」。
拉夫羅夫表示俄羅斯不會與西方陷入衝突而導致惡化國際秩序的困境中，尋求恢復關係仍是俄羅斯外交努力的目標。拉夫羅夫認為，美國國務卿凱瑞3月下旬訪問莫斯科就是希望促進美俄關係的「正常化」，美國方面爭取俄羅斯的支持也是意識到孤立俄羅斯無利於解決當前國際急迫性的問題，包括國際反恐等等一系列的國際危機。俄羅斯仍強調俄美關係「正常化」仍需建立在「相互尊重與利益平衡」的基礎上。拉夫羅夫認為，俄羅斯並沒有把解除西方經濟制裁當作議題或是請求西方解除經濟制裁，然而，西方一直強調俄羅斯要執行《明斯克決議》才能解除西方的經濟制裁，但是俄羅斯並非烏克蘭內戰的衝突一方，何來俄羅斯需要執行《明斯克決議》的說法？這也顯示西方對於基輔當局的承諾已經「無力兌現」，而「只能將矛頭指向俄羅斯」的困境。
從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的國際局勢發展至今看來，俄羅斯目前和北約的博弈採取的是「鬥而不破」的較量，主要就是國際輿論戰。對此，美國方面亦深感威脅。俄羅斯意識形態激進報紙《觀點報》刊登了一篇「美國『飛鷹』降落巴爾幹」（Американский«ястреб»приземлился на Балканах）為題的文章，指稱美國年輕參議員克里斯多佛爾‧墨菲（Кристофер Мерфи）發表了要「把俄羅斯完全逐出巴爾幹半島」的激進言論，他認為俄羅斯對美國利益造成主要的威脅來自於俄羅斯意識形態輿論的威脅和影響，其中特別是俄羅斯國家多媒體新聞社Russia Today的國際輿論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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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塔利班
美俄安全博弈下的中俄安全合作
隨著俄羅斯國家經濟前景戰略在烏克蘭危機之後全面轉向亞太地區，俄羅斯西伯利亞暨遠東地區的經濟開發需求遂顯得迫在眉睫。俄羅斯亞太政策的主要重點是在於能源對於俄羅斯與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作用，俄羅斯要重返亞太地區，不但有地緣政治上的效益，同時也是具有廣大經濟上的效益。但是能源整合這顯然在全球金融危機和西方經濟制裁之後發生困境，需要有更多的資源配合能源的政策，這給「轉向亞洲」戰略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2015年底，中國成為俄羅斯境外第一個使用C-400反彈道飛彈系統與Су-35殲擊機的使用者。142016年3月3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與中國銀行之倫敦分行在上海簽訂了貸款合同，中國將直接貸款給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20億歐元。15這使得俄羅斯在西方經濟制裁期間將獲得充足的資金可以進行國內的投資。2015年，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集團和中國簽訂了30年4000億美元的合同，並且完成了「西伯利亞力量」管道的鋪設，每年透過東線輸出380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以及西線的300億立方公尺天然氣。俄羅斯對中國的天然氣輸出目前可望佔據中國天然氣進口的四分之一市場，這對於中俄雙邊保持能源戰略安全奠定了穩定的基礎。在普京任內，俄羅斯的「轉向亞洲」戰略目標為俄羅斯平衡國內經濟結構和因應西方戰略圍堵鋪墊了長期發展的道路。中俄關係的強化主要在2015年普京總統訪問中國之後，全面深化雙邊的經濟依存關係，首先透過的是「能源外交」與「武器外交」，現在則是「糧食外交」。
一、中俄強化糧食戰略安全
2014年底，俄羅斯工業暨貿易部成立了俄羅斯企業發展基金會，該單位總經理阿列克塞‧柯米薩羅夫（Алексей Комиссаров）表示，這是因應外部經濟與政治環境惡化而建立的事業單位，對於補助中小型企業發展以及百分之五年利率貸款極具有吸引力。16依據2015-2020「進口替代」的五年計畫，俄羅斯在汽車、醫療用品、通訊產品以及輕工產品等等方面都會持續增加本國的生產力，普京總統認為，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進口替代」都是俄羅斯經濟結構轉型的機會。
然而，「進口替代」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困難的過程，這包括自身財政的條件、人才與市場的調整，都會影響俄羅斯整體外貿結構的改變。俄羅斯長期以來過於仰賴能源輸出所帶來的經濟收入，成為一個能源型的經濟結構，容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以及貨幣的衝擊。就在西方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之後，俄羅斯政府為了延續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的擴張以及進行「轉向亞洲」的調整，找到了可以說服國人共同努力且克服難關的理由，就是依賴西方經濟的結果只能使俄羅斯受制於西方，永遠沒有辦法在國家自主權上獲得出路，同時也改變俄羅斯傳統上不信賴東方的心理恐懼和排斥障礙，以融入亞洲的方式來發展俄羅斯落後的西伯利亞暨遠東地區的經濟，使其成為俄羅斯經濟成長的後盾。
經濟結構轉型從糧食轉型取得效果最快，因為盧布貶值能夠使本國農產品首先得到自給自足的發展。目前俄羅斯出口中國的主要產品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農畜產品，其主要原因至少有三：
第一，俄羅斯已經完成了「糧食的進口替代」，發展自己的農業與畜產業已經達到國內市場的飽和，本國的國民消費力因為受到西方經濟制裁帶來的經濟危機已經明顯降低，本國肉品加工廠也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縮減資產甚至因為市場飽和而倒閉，因此，為了持續鞏固俄羅斯整體的糧食安全結構，擴大亞洲市場是俄羅斯糧食出口安全的長期戰略目標；
第二，中國這幾年因為汙水帶來環境汙染嚴重，使得中國逐年增加肉品的進口數量，特別是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豬肉消費市場，對於穆斯林地區則輸出雞肉為主，俄羅斯需要與歐盟和拉丁美洲國家競爭在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在內的肉品出口市場；第三，為了因應TPP可能帶來的市場排擠效應，俄羅斯需要加速攻佔亞洲糧食市場，俄羅斯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俄羅斯的糧食出口戰略順序應該是：由近而遠的次第輻射發展，目前俄羅斯已經與環高加索地區的國家取得良好的糧食貿易成果，在於運輸、冷藏以及貨幣兌換差異小等等優勢；其次是與近東中亞穆斯林國家的糧食貿易，具有宗教文化熟悉性與接近性的優勢，俄羅斯本身也有許多回教徒；再次，就是對於亞洲市場的開發，這部分是俄羅斯長期以來最缺乏的新興市場。俄羅斯亞太政策是要借助亞太的經濟關係提振俄羅斯遠東的經濟發展，使其成為通往亞洲的窗口。17這部分俄羅斯已從意識形態的口號進入到地緣政治暨經濟的實質項目中運行。
俄羅斯可以與台灣發展「能源外交」與「糧食外交」，其具有前瞻性，「武器外交」則具有挑戰性。由於中俄雙方都堅持「不結盟」政策給彼此帶來外交空間的自主性和靈活度，並非軍事同盟關係，但西方經濟制裁在加速俄羅斯落實「轉向亞洲」過程中加強了中俄彼此之間政治經濟與軍事安全關係（筆者遂以「準聯盟」關係稱之，強調中俄雙方依據外部威脅與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制定的一種「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步驟）。因此俄羅斯的武器市場需要滿足市場需求，但同時也可增加彼此成為一種「準結盟」關係的友好狀態。俄羅斯的經濟外交思惟在於：友好信任（安全合作）為先，實際雙邊貿易為後，這有賴於國內外輿論的塑造和鼓勵，如果都是負面或是偏頗的報導，則對於推動與俄羅斯貿易沒有助益。
二、中俄強化跨境合作
俄羅斯阿穆爾自治洲與中國黑龍江省之間2016年3月底在哈爾濱簽訂了建造跨黑龍江大橋（中方稱同江大橋）之協議。俄羅斯遠東地區由於缺乏基礎建設，經濟發展較慢，這兩年俄羅斯中央政府的「轉向亞洲」政策即強調發展西伯利亞暨遠東地區是俄羅斯整體遠東經濟政策的目標。輔以發展遠東自由貿易區暨建設自由貿易港口等等的優稅政策以及利用盧布貶值的貨物出口競爭力，為遠東商品銷售帶來了競爭性，因此促進了建造中俄跨江大橋的意願。這座跨界大橋屬於中國一帶一路的項目之一，據中國方面媒體報導中方動工較早且橋段較長。看來，中方對打通中俄邊境交通較為積極投入，但似乎不理解俄方工程的延宕原因。據俄方媒體報導，跨境大橋建成之後的整體貨運運輸成本可以縮減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同時提高物流量和人流量，且不像渡輪運貨會受到冬季結冰期的影響。但俄方缺乏資金，必須由地方政府自籌建橋經費，根據俄羅斯《專家-線上》雜誌媒體於4月4日的報導指出，建橋費用俄方估計需要188億盧布，俄方承擔136億盧布，中方承擔52億盧布，俄方建橋經費將從黑龍江省的銀行取得15年貸款，年利率百分六且三年還本，依此推估，若沒有意外的話，2019年由俄中合資公司投資的跨界大橋預期可以竣工。
俄羅斯中央對於遠東地區採取的經濟模式也是一種共同開發的模式，中央提供政策和外交環境的鋪墊，地方政府自己要想辦法進行合作項目的開發與融資。俄羅斯《專家－線上》雜誌稱，俄羅斯的「轉向亞洲」慢慢從宣示性的方針走向實質與亞洲國家的具體合作上面。2016年3月25~26日，俄羅斯瓦爾代國際俱樂部和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在上海舉行為期兩天的中俄關係合作與前景論壇，瓦爾代俱樂部基金會主席貝斯特里茨基接受俄羅斯《專家》雜誌訪問時表示，中國對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興趣不在領土攫取，而在於自身內部資源的耗竭而希望向外尋求生產的基地，從地緣關係來看，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最具有吸引力，雙邊合作互惠互利。他認為，俄中關係合作在雙邊研討會中是開誠布公的，但是雙邊關係需要長時間且穩健落實每個階段的具體項目才能達到預期的結果，才不會落於畫梅止渴或是僅是紙上談兵的空談。
可以看出，中俄關係在普京執政達到兩個意識形態宣傳效果：第一，瓦解「黃禍論」與「中國威脅論」，解決了俄中邊境劃界問題並且為跨境貿易奠定基礎論調；第二，確定「歐亞主義」身分認同，擺脫過去俄羅斯人歐洲的身分執著，回歸俄羅斯文化當中的多民族特點，不再爭論西方與東方的隔閡，為俄羅斯進入亞太經濟市場找出天然的合理基礎：就是俄羅斯四分之三的領土是位於亞洲，俄羅斯不能忽略地緣上俄羅斯的亞洲性。中國是俄國最大鄰邦，唇亡齒寒的關係使俄羅斯時期的中俄關係超越沙皇與蘇聯時期的不平衡關係，在中國經濟崛起與俄羅斯軍事崛起之際達到一個相互尊重且互惠互利的平等關係，這有利於中俄雙邊倡議的「多極體系」的世界，同時攜手結伴提身各自在國際上的國際地位。這個「多極體系」的形成為美國總統大選的選情帶來新的啟示。
三、「轉向亞洲」戰略的安全暨經濟意涵
俄羅斯高等經濟大學世界政治與經濟學院院長、也是擔任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理事會榮譽主席、《俄羅斯在全球政治中》（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期刊編輯委員會主席的謝爾蓋‧卡拉干諾夫（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表示，俄羅斯「轉向亞洲」戰略走過一段艱辛的政治理念摸索歷史發展道路。這基於過去歷史進程中俄羅斯總是陷入到「身分認同」的困境當中，「歐洲主義者」與「斯拉主義者」之爭以及蘇後的「西方主義者」（западники）與「歐亞主義者」（евразийцы）的知識社群的論戰當中。這與俄羅斯的傳統文化與改革經驗有關：從古羅斯時代起，俄羅斯的精神文化與文明即定位在歐洲，俄羅斯文化的根即是源於「歐洲-拜占庭」的文化與宗教延續至今。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甚至是因為有了成功的西化經驗與立足於歐洲文明而創造了
文化的黃金世紀。蘇聯解體之後的九十年代，俄羅斯民生凋蔽且百廢待興，從事研究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受到支持，研究東方的學者（востоковеды）則是完全陷入到學術研究的財政赤字的困境當中。然而，如今當歐盟發展到高度時卻開始犯了一列遠離自身傳統文明價值的錯誤，斯賓格勒撰寫的《西方的沒落》恐怕反映了「歐洲衰落」（закатЕвропы）已經成為了現實。
卡拉干諾夫還認為，當普京採納歐亞主義的論述進行「轉向亞洲」（поворот России к Азии）政策之初，主流知識界覺得那是一群西伯利亞的「亞細亞人」反西方與反現代化的敵視口號。這主要是俄羅斯基於傳統文化源於「歐洲-拜占庭」之故，對於亞洲文明非常陌生且疏離，印象也是負面的，故對於「轉向亞洲」抱持極大的困惑，知識界遂產生了「俄羅斯人的自我身分認同定位之爭」（борьба и за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ю россиян）。而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尋求如何不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做選擇，而是能夠容納歐洲與亞洲的一個海納百川的共同概念，於是乎以「中央西伯利亞」為中軸的「大歐亞共同體」的概念遂產生。當中美在亞太地區關係逐漸緊張之際，俄羅斯還能基於地處「歐亞太平洋」的身分參與協調亞太秩序的管理任務，這對於俄羅斯在亞太發揮積極的角色具有相當的激勵作用。
卡拉干諾夫認為，當許多的國際關係研究者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暨遠東的地緣因素和經濟特點作為研究核心時，發現俄羅斯地處歐洲與亞洲之間，有豐富的能源、技術和人文條件，應該改善自身的運輸基礎設施條件作為歐亞大陸的運輸通道，並且發展北冰洋的海洋運輸通道，在這個歐亞運輸通道的概念上產生了「歐亞共同體」、「歐亞太平洋」以及「走向偉大海洋」等等的概念之後，俄羅斯的「轉向亞洲」政策已經不是「身分認同」的爭論，而是發展西伯利亞暨遠東的具體經濟政策，這體現在普京與習近平於2015年會晤時確認彼此將歐亞經濟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計畫進行對接，以及在上海合作組織架構之下包含大的中亞與南亞國家進入到這個地緣區域型的國際架構當中進行合作。
他認為，俄羅斯「轉向亞洲」政策已經真的形成了，從追求歐洲文明以及追求亞洲市場的困惑當中，找到的自身立足的基礎，不是向外追求而是向內創造發展，並且以自身的歐亞地緣優勢發揮建立新的「歐亞太平洋」中心，這使得俄羅斯擺脫了知識界中有關於文化文明論述之紛爭並且也避免陷入到國防軍事的軍備競賽危險的邏輯當中，這也是符合俄羅斯當前的整體外交政策以及化解西方戰略圍堵和因為烏克蘭危機後受到西方經濟制裁導致雙邊關係惡化所帶來彼此之間的經濟損害。此時，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學者在瓦爾代俱樂部所倡議的「建立大歐亞共同體」（Созда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Большой Евразии）的概念才初步成形。
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大學教授、漢學家亞歷山大‧盧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認為「轉向亞洲」政策是現實的，具有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利益。例如，2012年俄羅斯在海參崴舉辦亞太經合會議，2014年俄羅斯通過聯邦法《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境內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國土》，2015年普京總統批准聯邦法《關於海參崴建成自由貿易港》等等具體措施，他同時引用卡拉干諾夫的觀點表示，2015年初俄羅斯的政治菁英界已經意識到了，與西方關係的惡化是長久且有原因的，必須要發展與非西方世界關係的道路。盧金認為，與西方保持意見分歧的和而不同共識是基本「和平共存」的基礎，而與中國、印度和伊朗等亞洲區域大國的合作是俄羅斯早已既定的方針並且成為了「轉向亞洲」的堅實基礎。
本文節錄自《俄羅斯公共外交與地緣政治──烏克蘭危機之下普京時代的再造》，原作者胡逢瑛、吳非
編輯／整理：盧羿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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