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者兩難的掙扎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520蔡英文新政府上台後，新任教育部長潘文忠宣布廢止2014年通過的高中國文科和社會領域微調課綱。此舉引起各界的討論，有學者指出課綱之訂定是貫徹國家意識，直接撤除的話，應該將廢止的理由說清楚。
世新大學李功勤教授表示：「若每歷經一次改朝換代，就調整課綱內容，並不合理；新政府如果能拿出例證，說明課綱偏離史實，即可進行調整，但若廢除目的僅為意識型態，則無法接受。」而台東女中周威同老師則表示，隨著每次更換執政黨，就改變教育政策，這對學生來說其實是種傷害；站在公民老師的立場上，認為教育是中立的，政治不應介入，此舉擺脫不了政治介入教育的疑慮。立法委吳志揚表示，現在廢止2014課綱沒有意義，這麼做等於還是在為政治服務。
教育政策和課程綱要，是政黨掌握學生力量的利器，背後本來存在許多複雜的政治角力。政治介入教育的情況，在歷史上本來就屢見不鮮。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學校長的角色存在不可調和的內在矛盾，既作為中共的教育工作領導者，在學校中必須落實共產黨的各項政策；又要扮演知識與知識份子守護者的角色，從事培養專業人才的工作。政治與知識的衝突，在大學校長身上有很多細節的反映，他們身處矛盾衝突的漩渦中心，只感到命運多舛和身不逢時…
被貶出京城的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
江隆基原是中國最牛的北京大學掌舵者，後被貶到一個二流的蘭州大學當校長，可這位官越做越小的領導卻在西部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蘭州大學以他為榮。
一九四九年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隨之各大學的掌門人也紛紛新桃換舊符。在中共最早的一批大學校長中，江隆基下場最為悲催，他結束自己生命時才六十一歲。
一九五二年，經過院系調整，重組的新北大誕生了，其校園也從隍城根下搬至西郊未名湖邊（原燕京大學舊址）。
作為中國執牛耳的高校，誰代表黨來領導北大最合適，任命者自有一番斟酌，最終他們鎖定了江隆基。
此時的江隆基才四十七歲。正是年富力強時。他一九二五年考上北大預科，後在日本與德國留學，他一九二七年入黨，是一位老革命，幾十年來他一直耕耘在教育戰線，曾在陜北公學、延安大學、華北聯大等學校擔任過領導職務。江隆基既有不凡的革命資歷，又有著豐富的教育管理經驗，由他去領導北大，任命者決策前是做了一番功課的。
在江隆基到北大時，馬寅初已在校長任上幹了一年，此時的他七十高齡，雖然老驥伏櫪，但畢竟不是黨員，他這位校長當然是形式大於內容。時馬寅初的副手是湯用彤，其畢業於哈佛大學，年屆六旬，一直埋首於書堆，沒有任何革命資歷，也不是黨員。一九五四年湯用彤突發腦溢血，不能上班，只能長期在家中養病。一九五六年，教務長周培源晉升為副校長。全校形成一正三副的格局。但這時中共八大召開後，確立高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江隆基出任北京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副校長，馬寅初雖仍掛校長之名，其實更加邊緣化。
很明確，江隆基來到北京大學，雖是排在馬寅初之後的一名副校長，但他要代表黨來掌控這所大學。他是這所大學的最高決策者，擁有這所大學的最高領導權。但這樣的體制怎麼看都有些「彆扭」：有實權的江隆基，其行政六級，卻是一個副校長；無權的馬寅初行政三級（相當於副總理），一個知名度很高的學術權威，卻是正校長。
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也看不懂這種「奇形怪狀」的指揮體系，他曾在會上吐槽道：
自己過去一直弄不清楚這樣一些問題，這幾年學校是黨委領導的，但是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宣佈過？是怎樣領導法？我自己作行政工作，也參加校務會議，就一直不知道。黨在學校領導，黨、政如何分法？是黨政合一呢，還是以黨代政？黨政究竟是怎樣的關係，無明文，不知道究竟是誰領導。校長做花瓶，馬老就是一個花瓶。從一些現象來看，以黨代政的氣氛很濃厚，校長、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一般都有有職無權之感，一九五四年的一次行政會議上，馬老很委婉地說好多同學和教師反映六節一貫制受不了，是否可以再研究一下，黨委文重在旁立刻起來反駁。他說：「馬老，你的話不對，我們所接到的報告都說是好極了。」弄得馬老頓時啞口無言，在場的江副校長和黨委書記夢蘭都不說話。這表明黨委完全同意文重的話。文重就是這樣地把校長視若無物。對校長尚且如此，我們當教授的還能發一言嗎？實在看不過去。聽說文重還是黨委會的統戰部長，這樣還統什麼戰？這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事實上，馬老在校務委員會上的發言，常常是受不到黨委的尊重。
在這種不合理的體制下，當事者都有著難言的苦衷，馬老認為他作為一校之長應當有一定的話語權，而江隆基是校長與副校長中的唯一黨員，代表黨來領導北大，他的權威理應存在。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馬寅初「言論謹慎，不肯輕易發表意見，當他看了光明日報報導北大教授說馬有職無權，學報不登馬的文章，他對姜明說：『我的心理話他們都說出來了，我自己不說，他們說比我自己說強。』他對記者很小心，文匯報與光明日報、新華社記者都要求他談黨委制問題，他說：『我在擴大幹部會上談了，就是那個意見，我與江副校長是有摩擦，但教授治校與黨委制各有各的好處，到底那個好，我還沒有研究，我在報上不發表意見』。」
江隆基與馬寅初雖有摩擦，但還能做到共存。後當陸平取代江隆基後，馬寅初就時常被「炮轟」，其只得在一九六○年三月無奈地辭去校長職務。對副校長周培源，陸平也是不太尊重，兩者的矛盾激化。兩相對比中，人們不滿強勢陸平的同時也更加懷念溫和的江隆基了。這當然是後話。
校內江隆基關係不好理順，校外他與其上級管理部門也不和諧。北京市對江隆基的工作方法有看法，但礙於江的老資格身分而有所容忍。在市高校黨委工作報告中，對江的內部評論一直不高：「少數同志背著『老資格』的包袱，自以為是。北大江隆基副校長自恃在掌握政策、思想意識、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修養差不多了，不能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教學改革進展遲緩了，就產生了消極情緒。」（見一九五四年高校黨委常委會議文件第7號〈高等學校黨員校院長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檢查思想情況的報告〉）江隆基時常抱怨高教部、市委對他支持不夠，自嘲自己為「過渡時期的校長」。這讓市委頗有些惱火，雙方矛盾持續甚久。
江隆基在北大主事期間，其主要困難除了這些不流暢的內外部關係外，還有就是如何應對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
讓北大師生震撼的第一次政治運動是一九五二年初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又名「洗澡」（此運動由北大校長馬寅初提議，得到周恩來等中央高層的批准）。時把這些從舊時代過來的知識份子分為四類：第一類問題小，其中有的還比較進步積極，不用幫助就可過關；第二類問題小，但不願暴露或願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說明然後過關；第三類問題較大，需要在較大範圍內認真加以幫助，才能過關；第四類問題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範圍內加以幫助。2法學院周炳琳、文學院朱光潛兩位大權威在這場運動中「中彩」了，他們小會挨批大會挨鬪，還是過不了關，師生們的政治覺悟被調動起來了，不少學者都成為大批判的積極分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開始變得緊張。與知識份子「洗澡」同時進行的是「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上綱上線之中，一些人不堪壓力自殺身亡，如三月二十一日圖書館職員趙竹君夫婦自盡，五月上旬，北大又有五名職員給自己的人生畫上句號。
一九五二年的「洗澡」給許多知識份子都造成了心靈創傷，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陰影，其使接著開展的院系調整變得毫無阻力。
江隆基來北大上任時，「洗澡」已經結束，其在北大領導的批判運動是一九五四年開始的從批判北京大學俞平伯教授的《紅樓夢》研究與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這場運動在知識界廣泛展開，批判文章連篇累牘地出現在《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上。因胡適曾在北大長期任教，並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與校長，與許多北大老師都有過交集，他們或是胡適的同僚，或是胡適的學生，或得到過胡適的賞識與提攜，或為胡適幫過忙，對胡適的批判衝擊最大的當然是胡適的「老巢」北京大學。《人民日報》吹響批判胡適號角時，與胡適關係密切的副校長湯用彤因過分緊張，出現腦溢血，從而直到去世前都喪失工作能力。北大文科院系的老教師在這場運動中多半膽顫心驚。
作為北京大學運動的領導者，江隆基相當理性，他也講這場批判是「非常有意義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可他講得更多的還是要和風細雨地去進行學術批評，他說：「不可否認的，學術鬪爭是階級鬪爭的反映。但是學術鬪爭和政治鬪爭顯然是有區別的，學術思想的改造是比政治思想的改造更為困難的，因此我們就需要更加穩妥、更加耐心、更加持久地進行。不能企圖開幾次座談會、寫幾篇表態的文章就解決問題，更不能採取開鬪爭會、輪流檢討、過關、交代思想等簡單粗暴的方式進行。」，「學術批評要以理服人，而不能依靠政治聲勢去壓倒人。要深入地開展學術批評，必須和科學研究工作結合，要提倡調查研究，具體分析……要提倡自由討論，自由爭辯；允許被批評者進行反批評，而不能用多數人的意見壓倒少數人或個別人的意見。」1江隆基的發言是有針對性的，當時各種運動都較簡單粗暴，每次都有一批人成為受害者，可一九五七年後，左的思想開始在黨內佔據上風，江隆基這種理性的聲音就為時代所不容。
●馬寅初、江隆基等歡迎外國專家訪問北京大學，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未能善終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
●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十九次會議批准任命李達為武漢大學校長，任命徐懋庸為副校長。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李達校長正式到校就職。當晚，李達校長在校內廣播講話中宣佈，翌日開始工作，原校務委員會宣告結束，準備成立新的校務委員會，撤銷秘書長、副秘書長職位，成立校長辦公室，譚崇台任校長辦公室主任，其他機構和人員均不變動，學校一切工作按原定計劃進行。
時許多高校掌握實權的並非一校之長，而是黨委書記。剛開始與李達搭檔的是徐懋庸，能說會道的老革命徐懋庸一九四九年八月起便掌控武大，其推行輕視知識份子的極左政策。
當時一浪接一浪的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都產生了疲勞與厭煩。一九五七年元旦，李達在《光明日報》發表短文〈我打算寫兩本書〉，他吐槽道：「連六分之零的時間也不易保證」，盡幹「與我無關」的事，「會議多，兼職多」，還得「開夜車」，「我是願意搞研究工作的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寫幾本書。我的希望很多，說不完。我只提出一個很單純的希望：做一個專任教授或專任研究員。」
一九五七年春，毛澤東開展整風運動，鼓勵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五月十六日，李達在武大《學習簡報》發表〈大膽地鳴，大膽地放〉，說「武大黨群關係之間隔了一道牆，一道鴻溝，並且牆是很厚、溝是很深的。這道牆和溝是我們共產黨造成的」；並提出「要拆掉擋在黨和群眾之間的官僚主義的牆」。同時，他還向《文匯報》記者發表談話，認為形勢「好極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絕不是鳴―放―整」。李達的這些言論，完全夠得上右派標準，然而，他不僅沒有被劃入右派，而且在全線反擊以後，還成為一名反右權威發言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十五歲的劉仰嶠出任武漢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其比李達小二十三歲，李達三○年代在北平大學當教授時，劉是該校戲劇系的一名學生，他們相差一代人。
劉仰嶠到武漢大學上任時，適逢大躍進，最高領袖要求全國都要打破常規，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對此劉書記積極予以貫徹實施。一九五八年六月，學校制訂了〈武漢大學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初步規劃綱要草案〉，即「躍進」規劃，提出「奮戰五年把武漢大學建成共產主義大學」的奮鬪目標。
他還提出，武大的中心工作任務是群眾性的政治運動還是讓師生搞教學科研？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是守舊還是創新？編寫教材是以「老權威」為主還是依靠青年教師與學生合作？科研工作是著重於應用還是攀登尖端高峰？這是「資本主義教育道路與社會主義教育道路、專家路線與群眾路線的鬪爭」，是「一場極其尖銳複雜的階級鬪爭，實質上是教育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對教育革命截然相反的認知使校長李達與書記劉仰嶠之間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一批教育革命的積極分子緊跟書記，一批對教育革命有想法的幹部職工則支持校長，無形中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兩座「山頭」。新中國的高等學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雙重領導，儘管武漢大學是國家重點大學，李達是國務院任命的部管高級幹部，但卻同時接受高等教育部和湖北省領導。
江隆基就任北大校長時不斷應付政治運動，與北京高層也時有摩擦。李達則是在教育認知上和黨委書記有許多的衝突。也許現今政治與教育的矛盾不會這麼明顯和直接，但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學生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相信許多教師、家長及學生，都殷切的期盼讓教育回歸到專業，讓教育就只是教育，不受到政治的介入。
本文節錄自《文革風暴中的九位大學校長》，原作者汪春劼
編輯／整理：杜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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