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當其衝的殖民課題:臺灣特有的熱帶疾病該如何克服?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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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當其衝的殖民課題:臺灣特有的熱帶疾病該如何克服?

作者:吳亮衡

1914年,〈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了一系列言之鑿鑿的文章,文中以相當憤青的方式表達對日本帝國殖民成果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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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日日新報〉上表達對日本帝國殖民成果的擔憂的投書

作者表示,放眼當前的世界,沒有一個殖民母國像日本如此不懂得善加利用熱帶地區殖民地,尤其是高海拔地區的利用(像是作為休憩、植物研究的據點),反觀日本帝國已經統治臺灣將近20年,卻始終不知利用這種優勢,尚不足以稱之為「文明現代化」的國家。

這樣的指控可以說是賞了日本當局一記辣呼呼的巴掌,另一方面卻也提供了我們部分日本知識份子對於「殖民者」的身份想像——唯有效仿、甚至超越歐美各國在熱帶地區的殖民地經營模式,才可以證明日本帝國已經晉身為先進國家之列。

進一步來說,一旦日本帝國想要證明自己是個「文明現代化」的國家,除了進行各種制度上的改革以外,還必須和仿效歐、美各國,運用「文明的力量」來馴服熱帶環境的種種挑戰。

到底在臺灣所經歷的熱帶經驗會帶給日本帝國什麼樣的衝擊呢?

首先,先來看看西方的「熱帶性風土馴化」概念吧!

「文明任務」的推廣

自從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之後,人類突破了以往陸路帝國的思維,開始將權力的觸角廣深入海外,18世紀時,許多歐洲的醫師開始主張要從海外殖民地的醫療傳統、藥材與飲食起居習慣中,汲取有用的醫療保健知識經驗,帶回母國進行研究與推廣。到了19世紀,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更是以現代醫學來進行「文明任務」(civilizing mission),當殖民醫學開始進行一地環境衛生的改良或是醫療保健工作後,介入手段越是強烈,和當地的摩擦也就更加頻繁。

有趣的是,大多數的殖民者往往認為自己不論體質演化、種族位階以及文明程度,都遠高於被殖民者,但當殖民者在異域生活的時候,又常認為自己的罹病率、病情嚴重程度以及死亡率遠比當地人高,「風土適應」也就成了殖民者面對的重大問題。

綜合上面所述,19世紀以後各殖民母國向亞、非等熱帶地區進行侵略,不僅擴充了熱帶氣候與相關的疾病知識,也結合了「種族」(race)的概念,衍伸出「熱帶風土=異地=危險」、「熱帶住民=異己=落後」的殖民邏輯。自詡為文明後進國家的日本,也就這樣習得了這種合理化殖民者的概念。

可怕的鬼界之島

在日本人眼裡,臺灣島原為瘴癘橫行之地,百斯篤(鼠疫)、麻剌利亞(瘧疾)等風土病極為猖獗,世人甚為畏怖嫌惡。[1]

日治初期,初來乍到的日本官兵除了必須面對神出鬼沒的「土匪」[2] 外,更令其頭痛的便是「熱帶風土病」,其中,又以瘧疾、鼠疫最為大宗。根據統計資料,1895年來到臺灣因打仗而戰死者約160人、受傷者約500人,但是感染疾病而導致死亡的人數竟然高達4,600多人!

眼見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臺灣總督府在平定各地零星的武裝抗日行為後,開始針對臺灣熱帶性疾病進行防疫措施,首要的目標就是降低「霍亂」、「鼠瘟」以及「風土病瘧疾」的疫情。[3]

1898年,後藤新平接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受到年輕時留學德國所影響,後藤新平以德國中央集權式的醫院體系與警察制度為基礎,在臺灣建立起一套獨特的殖民地衛生研究機構。[4]

沒想到不到兩年的時間,防疫的執行效果隨即遭受挑戰。

1901年3月,一艘來自中國溫州的「金和順號」上載有59頭豬隻,進入臺灣後不久,就發現其中有29頭被發現感染了「虎列剌」[5],不久後,竟然也在在石碇堡、三貂堡以及士林街也發現類似的案例,甚至傳出豬隻出現集體死亡的消息,經過相關機構的調查與撲殺疑似感染的豬隻後,總算暫時將疫情穩定下來。

原本以為就此打住,沒想到隔年竟然出現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有一名日本人橫死在的路上,經證實後證實是「虎列剌」的感染者!

犧牲者中出現來自日本內地的人,臺灣總督府可不敢大意,隨即調派鑽研於鼠疫、傷寒、瘧疾等醫學人才進行研議,[6] 其中,被任命為臺灣總督府防疫醫官的羽鳥重郎,可以說是大大地影響了臺灣以及日本的病理醫學學問。

羽鳥重郎自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繼續專研於傳染疾病的研究,1899年來到臺灣後,先後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海港檢疫醫、基隆醫院長兼事務取扱、基隆醫院避病院長、臺灣總督府防疫醫官、臺北檢疫委員等重要職務,可以說是當時日本帝國的熱帶風土疾病權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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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見が誇る偉人羽鳥重郎・羽鳥又男〉,《広報ふじみ》21號(2014年3月),頁5。

蚊蚋、隔離與特別防疫區

接獲重任的羽鳥重郎,首先針對北投庄的居民進行調查,以原蟲顯微鏡來觀察脾臟腫脹的程度,赫然發現日本人跟臺灣人都有攜帶原蟲者以及脾臟腫大的現象,其中又以臺灣人居多,為了避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要求所有患者接受隔離觀察,並同時強制規定連續18天服用奎寧。

另一方面,羽鳥重郎也將「防疫區」的概念引入臺灣,以日本人聚落為主的新北投為第一防疫區,每日必須進行血液的檢查,至於臺灣人為多的北投則為第二防疫區,採取每三天抽血檢查一次,並規定防疫區內的所有住民須加入「豫防組合」,一旦發現有疑似感染者,必須通報各甲甲長,並由甲長通報組合後進行隔離,確診後給予投藥。

各地派出所則要求規範住民定期檢查排水、除草以及設置蚊帳等,企圖從「環境教育」的方向來減少病蚊蟲的孳生。

從羽鳥重郎提出的檢驗數據中顯示,北投的經驗獲得空前的成功。不論是患者的掌握或是瘧蚊的抑制狀況,都獲得了良好的控制,此次的經驗也提供殖民政府一個全新的防疫概念─針對不同區域狀況而劃定「特別防疫區」。[8]

更重要的是,北投的成功經驗改變了日本帝國對於「鼠疫」以及「瘧疾」的防疫手法,日後在進行瘧蚊預防作業時,將以治療患者為首要目的,同時,執行防範作業者也不再只靠警察或保甲,還必須要經由專業的醫療人士陪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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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輸入經路圖〉,《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臺北:臺北州警務部,1926,無頁碼。

滴水不漏的防疫組織

儘管北投的經驗成功了,但這並不代表臺灣人全盤接受這個由後藤新平一手打造的衛生研究體系,原因就出在臺灣的舊慣與民俗概念。

1919年士林、大稻埕等地爆發嚴重的瘧疾時,臺灣人秉持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普遍出現藏匿患者、甚至遺棄屍體的情況,面對這種防疫漏洞,臺灣總督府決定改由遏止病源入侵的方向下手。

不久後,臺灣各地都收到了官方的正式公告,凡是來自中國福州、汕頭等感染地的船隻都必須強制停靠於基隆(含淡水出張所)以及打狗的海港檢疫所,待檢疫通過之後才可順利進入臺灣。

為了避免有人心存苟且,各個重要河道或渡口也會設置監視站,陸地上則由警察與醫師組成「檢疫小組」,不定期進行戶口調查並同時確認家戶的感染狀況。只要查獲有企圖偷渡、藏匿病患者都將面臨到嚴厲的刑罰。

總體來說,日本所打造的防疫體系是建立在醫學研究以及警察、保甲制度的相互配合之上,一經發現有相關感染的徵兆,就必須提報附近派出所,並被收容在「健康者集體隔離所」進行隔離觀察。一旦確認感染相關疾病,包含患者及患者家屬都必須進行居家隔離,患者家門口也會以駐警嚴加看守,強制限制患者或其親友的移動,避免疫情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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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34(1901)年6月制定臨時臺灣舊慣制度調查會規則敕令草案
圖片來源: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臺灣總督府000005800200175~000005800200180

帝國的醫療衛生與殖民現代性

日本所帶入臺灣的現代性實驗、藥物等技術,不僅克服了臺灣熱帶性的風土疾病,也證實了殖民政府有能力「馴化」位處熱帶的殖民地臺灣。更重要的是,在馴化初期,許多臺灣舊有的慣習遭到改正(如纏足、吸食鴉片),在警察、保甲、醫官等合作之下,自然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養成新式的療養、衛生概念,臺灣人民也逐步被納入了殖民色彩濃烈的現代化衛生體系之中。

但你發現了嗎?

日本政府在經營臺灣時,有一樣習慣性處理原則,就是在空間中劃出一道無形的「防護線」,將日本人與臺灣人的聚落區隔開來,進行區域劃分、個別治理。更進一步來說,日本苦心研究、在臺灣培養的現代衛生概念背後,其實也隱藏了「日優臺劣」的殖民思維,或許可以說是殖民母國在面對熱帶風土疾病所體現的「異己」想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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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會場DE衛生展覽會發會式〉,《台南新報》,1921.09.12,頁7。

[2] 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皆以「土匪」指稱武裝抗日的漢人族群。

[3] 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頁95。

[4] 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頁1245。

[5] 日文為コレラ,即霍亂。

[6]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4.12),第11卷2期,頁191。

[7] 羽鳥重郎在明治31年(西元1901年)時就曾經以專賣局附屬衛生試驗室事務囑託的身分發表〈臺灣產「アノフェス」ノ種類及其飼養試驗〉,文中除了詳細地說明臺灣種的瘧蚊型態、生長環境、以及傳染途徑,也利用不同地區(臺北城內外、基隆以及北投)捕獲的蚊種進行分析,證實了臺灣種的「アノフェス」是導致瘧疾傳染的重要媒介。見〈臺灣產「アノフェス」ノ種類及其飼養試驗〉,《臺灣總督府報》,1901.11.29,第1066號,頁74-78。

[8]  例如1911年8月開始,總督府欲採取北投庄的防瘧方法,分兩期根治基隆支廳及金包里支廳的患者,使用方法是驗血、調查脾臟狀態,最後再投藥醫治。見〈內地電報/小基隆と金包武の防瘧〉,《臺灣日日新報》,1911.08.20,2版。

[9]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頁192。 

參考資料:

1.吳新榮,《吳新榮日記》,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

2.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

3.張隆志,〈後藤新平─生物學政治與臺灣殖民現代性的構築(1898-1906)〉,收入:胡健國主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臺北:國史館,2002,頁1235-1259。

4.《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寫真帖》,臺北:臺北州警務部,1926。

5.范燕秋,〈熱帶風土馴化、日本帝國醫學與殖民地人種〉,《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7期,2005年3月,頁87-138。

6.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瘧疾防遏政策─「對人法」?「對蚊法」?〉,《臺灣史研究》,第11卷2期,2004年12月,頁185-222。

7.吳亮衡,〈國家權力與空間建構—以陽明山地區為例(1895-1966)〉,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8.《臺南新報》

9.《臺灣日日新報》

10.《臺灣總督府報》

1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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