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

201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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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


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 

    ——顧曉軍主義:“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八

  

  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多多,如“九評”等,應該皆是。說“應該皆是”,是我想當然;而我“想當然”,則是我迄今沒有打開、看過“九評”等。 

  說實在,我在網絡上複出、純屬偶然。即使複出了,也不過想寫寫小說。大約那時,我的郵箱就收到過“九評”之類;而我,不想看、不想惹麻煩。後來因“打倒魯迅”介入了時評,則更不想看“九評”之類了;因為,我已于冥冥中知道:自己將早晚也會介入、搞理論。 

  或許有人不解,既知道自己早晚也會介入搞些理論,為何不學習、借鑒呢?而這,則是我的天性了——我不想走別人走過的路。我不看,即使日後寫出相似的,那也是無意中撞車;而若看過,那就是抄襲。即便別人不說,我自己心裏也不會舒服。 

  除“九評”之類外,中國民運中的理論,當數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了吧?“我沒有敵人”,則當屬劉剛批評過的“一句話理論”。因為,我沒有看到過劉曉波正面闡述“我沒有敵人”;當然,劉曉波也沒有機會闡述“我沒有敵人”。 

  不過即使有機會劉曉波也不可能說通。因“我沒有敵人”的原版作者黎塞留在彌留之際回答神父的“要不要寬恕你的敵人”時,說的是“除了公敵之外,我沒有敵人”。而劉曉波抄襲于曼德拉、不知黎塞留、省略了“除了公敵之外”,自然沒法圓“我沒有敵人”。 

  除“九評”之類外,再除了“我沒有敵人”,則可數胡平的“見好就收”了。而“見好就收”,當在“好”了之後、才有存在的意義;而中國民運迄今未“好”,因此“見好就收”是不是“一句話理論”、都已不重要。 

  徐水良的“新人本主義”和“意識科學理論”,我雖沒有去深入了解,但從徐水良的行文看,是有能力解決“一句話理論”的問題的。但“新人本主義”和“意識科學理論”,且不說此二者于民運沒啥用,也至少可說是隔靴搔癢。 

  當然,我還注意到曹長青的《破除四個迷思 炸毀中共堡壘》、杜導斌的《“素質論”的迷霧》等等之類。這一類的文章,雖然都可以稱之為論文(嚴格點說,曹長青的只能算時評),都參與了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但不是給中國民運提供理論。 

  因此,我顧曉軍、在中國民運之“理論戰”中的地位與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注意:我這裏沒有算“九評”等。沒有算的原因,除“九評”等也不是給中國民運提供理論外,還因為我不清楚它們成文、成書的時間。所以,我自己就不作比較了,留待後人去比較與評說)。 

  我最早介入民運中的“理論戰”,是“打倒魯迅”後。“打倒魯迅”後,我陷入種迷茫與彷徨,沈思了很久;最終打出了“顧曉軍主義”旗號,開始批馬克思,寫出了《原始共産主義的謊言》、《科學共産主義的夢呓》等(所以我勸大家用“打倒魯迅”解放思想)。 

  這批文章的作用,是明顯的。我記得:當時在人民網、新華網、中國網等上都有論戰,有體制內的學者參與(但,不全都站在我的對立面)。爭論的焦點,還包括我的《國學的難以為繼》、《辯證法教你怎麽扯蛋》等一批。 

  後來,因為“狂挺鄧玉嬌”,我離開了“理論戰”,寫時評類的文章多些,且加入了“維權”。再後來,又“揭露韓寒”,高舉起“質疑學派”的旗幟,以至後來“抓特務”、挖出了楊恒均等,以及組建“中國網絡民評官百人團”等等。 

  再拿起理論的武器、加入“理論戰”,是“批鄧理論”,是寫出了《鄧式改革是誓與人民為敵》等一批文章。于此,當時也引爆了網絡,還引得海外華人紛紛關注(有報道:新唐人《中國網路論壇公開批判鄧小平思想》、希望之聲《中國網路論壇公開批判鄧小平引發熱議》)。 

  當然,這只是我參與“理論戰”,而不是給中國民運提供思想與理論(趙岩與曹長青及其他朋友們該懂了吧?第一,曹沒有引起過轟動效應。第二,即使“批鄧理論”有轟動效應,也只是拿起了理論的武器,而不是給中國民運提供思想與理論)。 

  即便是我那《“三個代表”,是扯淡、是坑蒙拐騙!》的理論水準很高,那也只屬于批判,而不是一種理論,不是給中國民運提供了理論;因此,就只能算參與了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九評”及《馬克思的成魔之路》的作者及曹長青、何清漣們,皆如是。 

  我真正給中國民運提供思想與理論,是被極端封殺、殘酷圍剿之後,也是遭遇“顧粉團8.30政治大冤案”之後,走投無路,只好玩“歸隱筆記”;在“歸隱”期間,終于喊出了“公正第一”。從此,我開始提供理論了。 

  當然,如果僅是“公正第一”這四個字,就成了劉剛批評的“一句話理論”。然,我之所以能為民運提供思想與理論、不是偶然的——之前,我已發表了“公正第一”的基礎性理論文章《現在時的公正與良知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之後,我又懂得不能玩“一句話理論”(這遠在劉剛批評並提出“一句話理論”的說法之前),又有能力不斷論證、完善且自洽(當然,這也與石三生及波心投影等顧粉團的各位戰將相關,是他們及所有我的讀者們給我壓力、不斷“威逼”我完善理論。也包括手中這本書)。 

  有了《公正第一》、這本給中國民運提供理論的專著後,我有底了,心也貪了,覺得該讓“顧曉軍主義”名副其實了,是給中國民運提供完整的思想與理論的時候了,就以《大腦革命》為書名、寫“顧曉軍主義哲學”。 

  表達“顧曉軍主義哲學”的《大腦革命》的哲學專著完成後,《平民主義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其實,我在冥冥之中的摸索,顧粉團是見證者,廣大讀者也都是見證者(包括手中正寫著的這本《中國民運》。我沒有完整的提綱,只有個輪廓)。 

  我能為自己辯解的,是——毛澤東的“槍杆子裏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支部建在連上”、遊擊戰“十六字訣”等,也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城市暴動”、“奪取中心城市”等等,則是“拿來主義”、是別人的經驗、是教條。 

  我還要給趙岩指出的是:“曹長青才是海外民運真正第一理論、政論家……他無需太多的備課,演講行雲流水,一氣呵成,氣貫長虹……”(趙岩推文),是指曹長青熟悉別人的、西方民主理論,而不是曹長青自己的、創立的理論。 

  也因此,曹長青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家。理論家,不是熟悉別人的就可以了,而是要拿出純屬于自己的、提供給別人。而思想家,又高于理論家一層。因此,何清漣妄稱思想家、就屬于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因,何清漣還沒達到曹長青的水準。 

  當然,曹長青、包括趙岩、也包括推特上所有熱心于中國民運的推友,都參與了這場中國民運的“理論戰”。因為,中國民運中的“理論戰”,實際上就是一場輿論戰。一場輿論戰,包括“理論戰”,包括“時評戰”,也包括我昨日寫的“遊戲戰”,甚至包括“郭文貴爆料”。 

  然而,我昨日有幸讀到《人類將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時代?》。嚴家祺在文中暢想“高度智能化和高度機器人時代”,道“社會也隨之按‘人生目標’分化為三大階級——創造階級、享樂階級和管理階級”。如若被他言中,那麽,今天的所有征戰、會不會又成了“春秋無義戰”呢?未可知。 

  或許,命中注定,我終究不過如那諸子百家中的一個。然而,無論怎麽變,社會的需要和人們的思想與理論,只會越變越民主,而不會越變越專制。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顧曉軍 2017-9-26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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