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不公是中國民運實踐的良機

201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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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公是中國民運實踐的良機

社會不公是中國民運實踐的良機 

    ——顧曉軍主義:“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四

  

  昨日,特朗普在聯大會議的演講中,以神的名譽,批評了社會主義,譴責了朝鮮、古巴、委內瑞拉等國;在他的演講結束後,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 

  或許,信神的人們,不需要任何解釋、就明白了特朗普演講中的全部含義;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語言。然而,對于不信神的人們,我顧曉軍以為,還需要論證、需要闡述、需要說清社會主義的弊端、需要講社會主義究竟錯在哪裏。 

  那麽,社會主義究竟錯在哪裏?社會主義錯就錯在——以大公的名譽(所謂消滅“剝削”, 不就是以大公的名譽嗎?而要實現啥共産主義,不就是要實現天下大公嗎),在不斷地制造社會不公。以中國為例,這樣的制造、這樣的不公從未間斷過。 

  在創建紅軍的初期,中共曾一度宣揚官兵平等;然,到了延安以後,就出現了各種不同級別的小竈。更有甚者,則是“358團”才能結婚的、典型的雙軌制。而這一類等級制,在1949年之後,則擴大成了政策性的“以農養工”,人為的、蓄意制造出的工農差別。 

  即便到了今天,這種不同的標準、這種人為的不公,仍然在繼續、仍然在不斷地制造與創造出來。即便是連我都叫好的“反腐”,也不能例外、也在制造不同的標準——反腐敗中,有“十八大以後還不收手”一說吧?這,不就是在制造新的是非標準、在制造新的不公嗎? 

  貪腐,對于中共黨內的任何一個人而言,只要事實確實存在、只要貪腐罪行成立,那麽,打擊的標準、應是相同的。標準,也只能只有一個。為什麽、要以“十八大”劃界?為什麽、要講收手不收手?收手了,以往的貪腐、就可以既往不咎了嗎?這還公平嗎? 

  中共黨內都如是,黨外就更沒有公正可言。中共建軍初期,有“不拿群衆一針一線”。可,一轉眼就“打土豪”了。就算地主是農民革命的對象,那麽,工商業者、小業主總不算“土豪”吧?可一進城,一個“改造”就收歸國有、集體所有了。 

  從表面看,這些是言而無信。而實質,是社會主義以大公的名譽在不斷制造社會不公。自由世界,講自由、承認私有、承認私心,而以民主、法治約束,從而實現公正。社會主義,講集體、講奉公、不承認私有,卻沒有實際約束。 

  黨紀,不是國法。反不反腐敗,也以不同的領導人的認知而決定;力度,更以不同的領導人的決心而決定。遇上自己也想腐敗的領導人,那麽,黨紀與國法就都形同一張廢紙;而貪婪,則每時每刻都在制造社會不公。 

  當然,反過來說——中共,自早期就在制造等級;社會主義,每時每刻都在制造不公;改革開放,又公然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為由把不公、公開化且放到了桌面上……那麽,中國民主派實踐中國民主運動的良機,就到來了。 

  二十八年前,後來釀成“六四”的學生運動,就是以反“官倒”開始的。只可惜,由于劉曉波的回國與加入學生運動,反“官倒”等等的訴求,後來竟變成了“絕食”、變成了“和理非”;而最終,變成了“六四”、變成了“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 

  我一直以為:“六四”的失敗,是放棄了已抓住的主要矛盾的失敗。因為,改革開放、是給每一個中國人一個機會;而“官倒”,則是少數人掠奪大家的機會。反“官倒”,能調動多數人的參與熱情;而“和理非”,迄今都沒有準確定義,又如何影響廣大民衆? 

  我以為:沒抓住社會主要矛盾與本質的理論、不是民衆一聽就懂的理論及胡說八道的理論等等,都是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理論,也是破壞任何民主運動的理論。 

  所以,我顧曉軍提出“公正第一”。“公正第一”,就是把公正放在首位。這,符合任何社會、適合任何矛盾。這,是“自由”、“民主”價值觀的發現之後、的重大發現。這,也符合人類之所以群居、形成社會的本源。 

  沒有公正,人類不會群居。沒有對公正的把握能力,人類也不會形成社會。公正,是人與人之間的粘合劑;公正,又是人與人之間分割的 “斑馬線”與“紅綠燈”。無論是人、是家、是集團、是國家,相互間無不用公正來衡量、用公正劃界限。 

  而“顧曉軍主義”的公正,講的還是“公衆以為正、方為正”。這就把良知、道德、法律,統一在“公投”的旗幟下。這,就是真正體現民主與自由,也是真正的民主與自由。“公衆以為正、方為正”,還能最大限度地激發與調動每一個人的參與感與存在感。 

  公正,是常識、常情、常理。公正,是良知,是每一人心中都有的標尺。只要認可“公正第一”、認可“公衆以為正、方為正”,無論文化水平高或低,每一個人會用公正判斷世間的萬事萬物與是是非非。而每一個人對“公正”的認知的集合,就是“公衆以為正、方為正”。 

  如是,于唐福珍、于錢明奇、于錢雲會,以及石三生們,講公正難嗎?如是,于各種被強拆、被截訪、被黑監獄等等,用“公正第一”的思想與理論而爭取公正、難嗎?如是,大家共同來譴責各種社會不公與實踐中國民運、難嗎? 

  可,劉曉波、王丹、王軍濤們,為什麽要扯、扯不清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呢?尤其是劉曉波,為什麽要說、說不通的“我沒有敵人”呢?我在想:除非他們,不是真想搞民運;除非他們,有意要把民運引向歧途。 

  不然,怎麽解釋——人家中共,二十八年、打下了一座江山。劉曉波、王丹、王軍濤們,二十八年、卻只留下個“六四”的失敗的記錄、與不知究竟想說啥的“我沒有敵人”。 

  中國的大陸,全社會到處是不公、充滿了不公。而這些不公,也恰恰是我們中國民主運動實踐的良機;而針對種種的不公,我們需要的,是拿起並宣傳“公正第一”的、思想與理論的武器。  

              顧曉軍 2017-9-2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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