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運是需要自己的哲學的

201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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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運是需要自己的哲學的

中國民運是需要自己的哲學的 

    ——顧曉軍主義:“先帝”曰•三千五百二十一

  

  真的已不記得他的名字了。一位狂徒,曾在我的推特上開口大罵;罵完之後,他竟然宣稱:從今往後,這個世界不再需要哲學了。 

  我一直在想:其一,這狂徒說的不再需要的哲學,大概是“化簡為繁”的西方哲學。從這一點上,還真有點像我。然,他也無知,不知我已搞出了“化繁為簡”的哲學。其二,他也真不知哲學為何物。其實,哲學的本質就是認識論與方法論。如果清楚,他還敢說今後世界不再需要認識論與方法論嗎? 

  如今,誰都不再會否認——世界的現代文明,是建立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的。也有不少人會說:工業革命,是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的背景。可,又有多少人能認識到: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是相輔相成的,前者又何嘗不是後者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基礎呢? 

  我批評過西方哲學的認識論的繁瑣,然而,誰能說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口水戰爭、不是掙脫維神論的原動力?我批評過西方哲學的方法論的扯淡,然而,誰又能說形而上與辯證法的筆墨官司、不是孕育現代邏輯的孵化器?事物,總有兩面性。 

  我批評過“人生而自由”的斷章取義。說“人生而自由”,源于“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而“卻無往不在枷鎖中”,反映出的正是盧梭對“自由”的矛盾與無奈(因,此語的出處,恰是《社會契約論》)。然而,盧梭的矛盾與無奈,不恰也是一種哲思嗎? 

  民主、自由,其本身就是種哲學。而反民主與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又何嘗不是哲學?“剩余價值”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從“剩余價值”延伸出的“剝削”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認識論。有了這樣的認識論,不才有了“革命”的方法論?而有了這樣的認識論與方法論,不才有了前蘇聯的政權的建立? 

  “中國革命”的成功,在于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確立,在于他領導的卓越。而毛澤東的見地之卓越,則在于他的哲學思想。我所說的毛澤東的哲學思想,不是指他的《矛盾論》與《實踐論》,而是指他的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提煉出如“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統一戰線”等。 

  換句話說,是“槍杆子裏面出政權”等體現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使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走向成功。再換句話說,毛澤東在成為中共領導人前、甚至可以說在出席中共一大前,就已經擁有了孕育出“槍杆子裏面出政權”這一類的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的底蘊與儲備。 

  如此說來,哲學還不重要?今後不再需要哲學了嗎?反之,毛澤東只擁有打江山的哲學思想的儲備、而沒有坐江山的哲學思想的儲備,所以毛澤東不是“鎮反”、“反右”,就是“大躍進”、“人民公社”,都失敗了。最終,不得不搞“文化大革命”。 

  如果不是鄧小平,毛澤東的一套、肯定維持不下去。而鄧小平,則準備了一套維持下去的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如“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才是硬道理”、“不爭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等。 

  如果沒有鄧小平的這套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中國革命”能維持到今天嗎?為何江澤民與胡錦濤,不論在做法上、還是思想上都無法逾越鄧小平?就因為“三個代表”、“和諧理論”或“科學發展觀”,都是空殼、沒有哲學高度。 

  哲學,不僅是需要,且是非常的重要。說穿了——哲學,就是認識先行、方法跟上。中共,28年、打下一座江山;而中國民運,28年、卻只有失敗的記錄。成敗,是表面;本質,則是中國民運沒有哲學思想上的準備。 

  劉曉波,連毛式、鄧式的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想都沒有,只有魯迅式的“拿來主義”,且都是二次“拿來”——“我沒有敵人”,是“拿”曼德拉的;而曼德拉,是“拿”黎塞留的。“零八憲章”,是“拿”張祖桦的;而張祖桦,則是“拿”捷克斯洛伐的哈維爾的“七七憲章”。 

  如此這般的抄襲,搞啥民主運動?當然,我也無意對劉曉波、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求全責備。28年來的失敗,在于“六四”的失敗;而“六四”的失敗,在于“六四”沒有哲學思想的準備。無論算劉剛的還是算王丹的“民主沙龍”,沒有哲學思想的準備。 

  “六四”沒有哲學思想的準備,不能怨劉曉波、王丹、吾爾開希、劉剛等,因他們都還太年輕。“六四”沒有哲學思想的準備,責任在方勵之、許良英等“老人”。中國是個特殊的大國,民主運動不可能簡單抄襲西方,也不可能有現成的方式。 

  大家知道:這些年,我蟄伏于網絡上,先後搞出了《公正第一》、《大腦革命》、《平民主義民主》等專著。《公正第一》,是講公正、反對不公。而衡量公正的標準,是“公衆以為正、方為正”。“公衆以為正、方為正”,講的是公正的認知與衡量,是一種良知的“公投”,解釋權、不能歸少數精英。 

  而《大腦革命》,就是本哲學專著、就是“顧曉軍主義哲學”。《大腦革命》與“顧曉軍主義哲學”,為中國民運準備了“化繁為簡”的哲學思想(也可以簡單理解為“實用主義”)。這個“實用主義”的認識論,就是“公正論”、“民權輪”、“自由論”;而方法論,則是“多元論”、“趨勢輪”、“否定論”等。 

  除了“化繁為簡”之外,《大腦革命》還為中國民運的思想“啓蒙”準備了非“點線面”的、真正的“立體思維”,準備了梳理“常識、常情、常理”、“公正、民權、自由”、“多元、趨勢、否定”等等之間的複雜關系的“多系統”。《大腦革命》,是這個時代的哲學“啓蒙”。 

  此外,《平民主義民主》,是解決中國民運的方向、與方向問題解決後的方法等。中國民運,既不可能如英國貴族們披堅執銳從王權那裏爭取民主,也不可能像二戰後的美國、通過民權運動把民主推向新階段。中國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我才寫《中國民運》。 

  總之,“中國民運是需要自己的哲學的”。人類社會的民主運動與社會主義過去的成功,都證明了——大規模的社會轉型或轉變,需要哲學的準備。  

              顧曉軍 2017-9-19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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