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不是漢奸,是地下黨

20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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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不是漢奸,是地下黨

魯迅不是漢奸,是地下黨 

    ——顧曉軍主義:“先帝”曰?三千四百三十七

  

  很不容易,在海外見到了篇《陶傑:漢奸大文豪 張愛玲和魯迅》;欲轉,被死機。越是被死機,我就越是要轉。 

  轉時,我短評道:“從文尾看,作者似香港人。作者既界定魯迅與張愛玲為漢奸,卻又恭維魯迅是大文豪,實在不妥。魯迅,就一堆雜文、25篇小說、一些爛詩,既沒思想,也無文采,語言且是疙裏疙瘩的日式漢語,又何來什麽大文豪呢?” 

  弄回來,顧粉團的小人物問“雅典的文去哪裏看”。我奇怪,“雅典的文不在雅典看”。小人物道“您的文可以看,別人的看不了”,我問“石?還是我轉的”。小人物答,“對,石,和轉的雅典都進不去。” 

  哎,黨又犯病了。最近,石三生連寫了《請達賴喇嘛、劉曉波聯袂推薦顧曉軍》、《請154位諾貝爾獎得主組團推薦顧曉軍》、《請154位諾貝爾獎得主關注顧曉軍》這三篇,且寫得很有角度、有水平,黨就渾身不舒服,又手賤了。 

  本想歇著的。既是黨挑戰,我若不應,就是看不起黨。沒辦法,就陶傑的《漢奸大文豪 張愛玲和魯迅》一文,提出三點,與陶傑先生商榷。 

  第一,魯迅不是漢奸,是地下黨。過去,包括在《打倒魯迅》中,我一直在證明魯迅是漢奸;然而,我錯了,向魯迅先生道歉——您不是漢奸,是地下黨、是黨的隱蔽戰線的老同志。 

  證明:衆所周知——魯迅是參加了左聯的。左聯是地下黨的,歸夏衍、陽翰笙領導。夏衍、陽翰笙歸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潘漢年領導。潘漢年是黨的忠誠戰士,文革說他是漢奸是錯誤,他當漢奸是黨委派他去的,他是假漢奸、真正的共産黨人。 

  如果還不明白,就想想關露。百科詞條有:“1939年冬至1945年,她受組織派遣,先後打入汪僞政權和日本大使館與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月刊任編輯。成為我黨優秀的‘紅色間諜’”、“她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黨和人民永遠懷念她。” 

  由上可見,關露是受黨派遣當漢奸的。潘漢年更是受黨派遣當漢奸的。如果要說魯迅是漢奸,也是受黨派遣當漢奸的。這樣的漢奸不算真漢奸,黨你說呢? 

  除非將來認定共産黨是漢奸黨,否則,我將拼死維護魯迅先生的名譽。 

  第二,魯迅不是啥“大文豪”。其一,“大文豪”沒有標準,無法鑒定。其二,魯迅能入流的,主要是一堆雜文、25篇小說,不稀罕“大文豪”。請陶傑先生不要用“又打又拉”的手法。 

  第三,陶傑先生道“愛國的茅盾、丁玲、郭沫若,無人問津”,是個錯誤。茅盾、丁玲、郭沫若等,是紅色作家,文革前壟斷了大陸的市場,改革開放後被抛棄屬正常。 

  至于莫言,根子在于他模仿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沒水平。 

  由此,我大膽揣測:即使陶傑先生是香港人,也可能是受大陸派遣去香港的香港人。 

  最後要說的是張愛玲。張愛玲成名,是周瘦鵑捧出來的。而周瘦鵑,是和魯迅、郭沫若等人在一起的;只不過,周瘦鵑扮演反日派(魯迅與關露等很不幸,被分配扮成親日的角色)。因此,張愛玲也可能是地下黨。 

  為魯迅先生正名,魯迅先生是地下黨,不是漢奸。除非,陶傑先生能證明——共産黨就是漢奸黨。否則,我不服。  

              顧曉軍 2017-7-3 南京

  

平民主義民主 ISBN 9789869337243

大腦革命 ISBN 9789869198103

公正第一 ISBN 9789869269346

打倒魯迅 ISBN 9789869220293

顧曉軍小說【一】 ISBN 9789869220224

顧曉軍小說【二】 ISBN 9789869314596

顧曉軍小說【三】 ISBN 9789869397841

  

漢奸文化人魯迅與張愛玲

 

顧曉軍短評:從文尾看,作者似香港人。作者既界定魯迅與張愛玲為漢奸,卻又恭維魯迅是大文豪,實在不妥。魯迅,就一堆雜文、25篇小說、一些爛詩,既沒思想,也無文采,語言且是疙裏疙瘩的日式漢語,又何來什麽大文豪呢? 

陶傑:漢奸大文豪 張愛玲和魯迅 

中國的現代文人,一旦沾上了“諾貝爾”即變成民族詛咒。不但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是罪犯,連文學獎得獎人莫言,雖然已經抄錄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愛國表忠,因其作品被指描繪中國民族醜陋面,亦被定性為漢奸。 

不過很奇怪,一百年來,“漢奸指數”越高的中國文人,其作品越為中國人熱愛,尤為文青追捧。張愛玲和胡蘭成的小說、散文、回憶錄,熱銷到今日,讀張胡,成為祖師奶奶和她的情人的書迷和專家,不但貌似有型,亦引證品味崇高。愛國的茅盾、丁玲、郭沫若,無人問津,看這幾個的書,在二十一世紀,你會受到生活品味人士的歧視。 

其實另一位大作家魯迅,經有識之士考證,亦屬漢奸。不必細究其上海往來甚密的日本書店老闆友人內山完造是否間諜,魯迅為日軍鎮壓中國平民,提出另一解讀,如有中國青年參加過非正式的軍訓,領過一個徽章,後來退訓,徽章仍藏在衣袋沒有丟棄,給日軍搜出來,就殺掉了。 

魯迅先生嚴正指出:日軍並非殘酷,只是生活太認真,而中國人粗枝大葉,明明不是抗日的國軍,你還將徽章帶在身上做什麼,日本人看見了,處事認真,搜出即刻殺掉,所以魯迅先生結論:“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黴是必然的。” 

魯迅嚴正指出:嚴謹和認真,是日本的文化;粗陋差不多先生,則是中國的文化。日軍殺中國人,並非殘酷,往往只是“文化隔閡”。此一文化隔閡Cultural Studies,魯迅比西方的學院左翼學者早發現了半世紀,難怪也差點得了諾貝爾獎。 

日軍佔領香港時,在西環海傍向平民派米,嚴令排隊,有打尖者,日軍捉出來,即刻用軍刀殺頭示眾,屍體一腳踢下海,可以引用魯迅權威解釋,日本人只是認真,不排隊,硬要打尖,只有軍法處置,也是“文化多元”之下的一種隔閡,不可偏激地視之為殘酷。 

魯迅批判中國人民族性,其尖刻處近乎詛咒。毛澤東就是魯迅迷,難怪對中國人命如此賤視,餓死三千萬人不眨眼,還渴望早點核戰,死掉一半人口更好。這種革命思想,由心理學分析,即是魯迅中國民族觀的影響。 

但魯迅的詩實在好。舊詩詞百年以來,魯迅、汪精衛、郁達夫,是頭三名。愛國的天地圖書公司曾出版汪氏的“雙照樓詩詞藁”,值得香港中學生閱讀,學優秀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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