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氏“諷刺”與契诃夫之比較

2016/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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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氏“諷刺”與契诃夫之比較

顧氏“諷刺”與契诃夫之比較
 
    ——讀《顧曉軍小說(三)》
 
 
  田忌賽馬,上對上、中對中、下對下,方是規則,孫膑暗中作弊,下對上、上對中、中對下,贏得比賽,這好比輕量級對重量級、重量級對中量級、中量級對輕量級,是極不公平的。世界三大短篇小說家,各有所長,契诃夫比不過歐•亨利“反轉”、歐•亨利比不過契诃夫“諷刺”,莫泊桑“同情”心最強。現將這三家代表作品各挑兩篇,再選顧曉軍小說與之比較,才知道後來居上。
  《變色龍》中的警官,本想處死一條咬了人的狗,但一聽說狗是將軍家的,立刻嚇得出了一身汗,吩咐隨從“把我身上的大衣脫下來。……天好熱!大概快要下雨了。”然後話鋒一轉,開始替狗辯護,狗不會隨便咬人。但一聽說狗不是將軍家的,又馬上改口。但一聽說又是將軍家的,立刻又嚇得渾身冰涼,吩咐隨從“給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風了。……怪冷的。”就這樣一驚一乍,總算把小狗送走了,“然後把身上的大衣裹一裹緊,繼續在市集的廣場上巡視。”總算有驚無險。
  《小公務員之死》中的小公務員,只是打了一個噴嚏,就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因為他把噴嚏打到一位退伍的將軍身上了。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將軍不是自己的上司,是在別的部裏任職。將軍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畢竟,這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了。但他一而再、再而三、沒完沒了地去找將軍道歉,逐步將事件升級,以至于將軍忍無可忍、失去耐心,“‘滾出去!’將軍大叫一聲,臉色發青,周身打抖。”“‘滾出去!’將軍又說一遍,頓腳。”于是,小公務員嚇得破了膽,死了。
  膽大的人不能理解膽小的人的恐懼。《變色龍》和《小公務員之死》貌似諷刺了這個警官和小公務員,但他們都生活在巨大的恐懼當中,膽戰心驚,真是非常可憐。《變色龍》中的將軍沒有正面出現,《小公務員之死》中的將軍其實並沒有那麽可怕,換作我們普通人,可能也要被這個小公務員煩死,也要控制不住地衝他發火。但他們為什麽那麽害怕呢?他們怕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物,而是這人物所擁有的權力。
  “諷刺”,是用“諷”的方法來“刺”,“諷”就是“不直接”,“刺”就是“揭露”。《變色龍》和《小公務員之死》中,那個制造恐懼的真正的“暴君”並未直接現身,只通過基層警官及小公務員的反應、間接說明了它的可怕,千萬不能得罪它一絲一毫,甚至,小公務員到死也不相信、將軍沒有生氣、不會降罪于己。
  下面分析顧曉軍的兩篇作品,《六女童誘奸校長記》和《“戴套不算強奸”辯論會》①。
  《六女童誘奸校長記》,描寫了六個小學生,在校長面前,搔首弄姿,各種成熟老練、不知羞恥,“無辜的小學校長,就這麽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之下,被六女童連誘騙帶綁架、弄到了賓館,且開了間房。”校長沒禁住誘惑,又在女童們的教唆下,邀請了其他官員,共同為女童們開處、付款。
  這樣的情節,別說歐•亨利、莫泊桑想不到,就連契诃夫看了也得大跌眼睛、瞠目結舌,然而,這是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百度“校長開房”即可查到,而在案件調查過程中,警方一度聲稱是女生主動聯系校長,此言一出,公衆駭然。
  《“戴套不算強奸”辯論會》,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說“我”要去旁聽一場辯論會,因為路上堵車,不得不自己跑過去,一邊跑一邊想象正方、反方該怎麽辯論:預防性病?強拆合理?黨的利益?等趕到時,辯論已經結束,正巧遇到馬列主義老太太,得知辯論經過及結果正與自己預料的、一模一樣。
  匪夷所思?聳人聽聞?荒謬絕倫?我們不是驚訝于作家的想象力、而是驚訝于警方的想象力,百度“戴套不算強奸”即可查到,這也是一起真實案件,被害人報案時,跟嫌疑人關系密切的某派出所民警親口說的,經報道,輿論嘩然。
  不知歐•亨利、莫泊桑能否看懂顧曉軍寫的這兩篇小說,契诃夫應該懂,但也得著實感歎時代的“進步”,他筆下的警官一會兒狗咬人一會兒人咬狗、見風使舵、唯長官利益是從,假若長官犯了強奸罪,沒準兒也會說出“女童誘奸校長”、“戴套不算強奸”這樣的話來。
  文學,再現“世界”,再現作家“眼中”的世界。文學,與世界“對話”。
  歐•亨利筆下的世界,秩序井然,即使流浪漢,也並沒有人欺負他,還有地方免費吃住,只不過“要睡上慈善機構的床,先得讓人押去洗個澡;要吃施舍的一片面包,得先交待清楚個人的來曆和隱私。因此,倒不如當個法律的座上賓還好得多。雖然法律鐵面無私、照章辦事,但至少不會過分地幹涉正人君子的私事。”歐•亨利筆下的世界是有“法律”的,而且“鐵面無私、照章辦事”。契诃夫筆下的世界,也有“法律”,所以《變色龍》的警官開始時也以“法律”為依據“現在也該管管不願意遵守法令的老爺們了!等到罰了款,他,這個混蛋,才會明白把狗和別的畜生放出來有什麽下場!”只不過,權大于法。但到了顧曉軍筆下的世界,“法律”缺位,執法人員流氓化。
  歐•亨利筆下的世界,人情美好,流浪漢也可以有尊嚴地活著,自食其力者更互相安慰、彼此扶持。到了莫泊桑的世界,人窮志短,既被別人瞧不起、自己也感到痛苦,但仍有做人的底線,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到了契诃夫的世界,不是粗魯、就是懦弱,欺軟怕硬、色厲內荏。到了顧曉軍的世界,不正常的年代,男女私下見一面也會身敗名裂,“連拉手,都還沒有來得及拉”也會被“捉奸”,即便是英雄,一旦被俘虜,就百口莫辯、跳進黃河洗不清,難怪到了“二十一世紀的天朝,邏輯混亂,導致思想混亂、價值觀混亂、行為混亂、性混亂……”顧曉軍的世界與契诃夫相似、有過之無不及。文學需要理解,如果不是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又怎會相信竟有這等事呢?
  與契诃夫的“中立”不同,顧氏“諷刺”立場鮮明。《六女童誘奸校長記》《“戴套不算強奸”辯論會》,一看題目、違背基本常識,在此混帳邏輯之下,嫖宿幼女罪堂而皇之,臨時性強奸、第一個上不算輪奸者大言不慚,藐視人類道德,踐踏人倫底線,人神共憤。再看契诃夫,有點像今天的“理中客”,固然無情地揭露了沙皇的統治,但也挖苦了許多可憐的人,前者是應當痛恨的,後者是值得同情的,假如由他來執筆《六女童誘奸校長記》和《“戴套不算強奸”辯論會》,大概就會在譴責校長和強奸犯的同時,批評六女童及被害者不夠自重、檢點、小心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效果是,本該指向罪魁禍首的批判的矛頭、轉移了、模糊了。
  與契诃夫的“刻薄”不同,顧氏“諷刺”風趣幽默。《六女童誘奸校長記》中的“校長”,多麽“無辜”,面對這樣赤裸裸的挑逗,怎麽抵抗得住,“幹還是不幹?這是個問題,如生存或毀滅,校長似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深深思考著。”“校長堅持著,口中念念有詞:向柳下惠學習、向顧曉軍學習!可,一好漢怎敵六個淫蕩無恥的女童?”終于敗下陣來。《“戴套不算強奸”辯論會》,簡直天方夜譚、今古奇觀,“我衣服也沒換,穿著睡衣、趿著拖鞋就‘噔噔噔’地往樓下跑。”“下了車,我把拖鞋脫下、掖褲腰上,撒開兩腳丫就跑。”“就這麽驢唇不對馬嘴地胡亂猜想著,我光著兩大腳丫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狂奔;褲腰上,還掖著雙拖鞋。”“我扇著自己耳光。覺著不夠勁,想拿拖鞋,才發現光著腳丫。鞋呢?轉了一圈,我才發現:鞋還掖在褲腰上。”作者是“扇”了辯論雙方的“耳光”啊,除了“扇”他們,還有什麽別的辦法嗎?再看契诃夫,“將軍”的形象並不那麽令人反感,反倒平易近人、謙遜有禮,倒是那兩個底層的警官、小公務員,素質低下、庸俗猥瑣,“刻薄”、一般都是針對“弱者”。
  與契诃夫式恐懼、中立、刻薄相比,顧氏“諷刺”荒謬、鮮明、幽默。立場中立、態度刻薄,無益于消除恐懼;立場鮮明、態度幽默,有助于消解荒謬。契诃夫那裏的恐懼,在顧曉軍這裏,只是一場荒謬。嚴肅在恐懼面前、認真在荒謬面前,是毫無意義的,“驢唇不對馬嘴”。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與其以對立之姿、幫助建構恐懼,不如以玩笑之態、輕松解構。這就是“諷刺”的妙用,其中三昧,顧氏深得之。
  注釋:
  ①選自《顧曉軍小說(三)》。
  ②參考《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第三章第六節“述評:文學與世界作為文學的基本問題”,另參考第六章第三節“傳統、慣例與創新”,陶東風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
 
              貞雲子 201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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