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同情”与莫泊桑之比较

201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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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氏“同情”与莫泊桑之比较

顾氏“同情”与莫泊桑之比较
 
    ——读《顾晓军小说(三)》
 
 
  欧•亨利笔下的人物,也很令人同情。《警察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昨天晚上,他睡在古老广场上喷水池旁的长凳上,用三张星期日的报纸分别垫在上衣里、包着脚踝、盖住大腿,也没能抵挡住严寒的袭击。”《麦琪的礼物》中的年轻的妻子,那么美丽,却只能忍受贫穷的折磨,认为“生活就是哭泣、抽噎和微笑,尤以抽噎占统治地位。”但现实生活中,这样“幸运”的流浪汉、这样“幸福”的小夫妻,即使有,也是特例,情节安排过于巧合,难免令人难以置信。但莫泊桑《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巧合”,却并非偶然、而是必然。
  《项链》中的小科员的夫人,只不过梦想着每一个女子的梦想,只不过像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一样,去参加了一场舞会,去满足了一个心愿,为此,她透支了十年的辛劳。别的妇女,或许形式不同,又岂止付出十年、二十年的代价呢?“项链”只不过是个象征,象征着名誉、地位,豪宅、豪车的功能与之类似,多少平民百姓,毕生苦役,不都为了实现华而不实、早晚不翼而飞的虚荣?“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劳动妇女,中年之后,大多这个样子,她们也都年轻过。
  《我的叔叔于勒》,穷人家的孩子,也想像公子哥儿那样生活,风流倜傥、一掷千金,可却成了败家子、不受欢迎的人,被送到外地打工。他也想做买卖发财致富、衣锦还乡,他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好和亲人们团聚“一起快活地过日子”。可惜。“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他几乎到了家门口也不敢回家,他慈悲的小侄子也不敢跟他相认。而这样“又老又穷的脸”,每个镇上、每个村里,街道边、屋檐下,哪儿没有呢?他们也曾是整个家庭的希望,他们多希望自己能为家族带来荣耀。
  文学,“表同情于人生”。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人之常情,这不是什么罪恶,但却没有几人能够得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的一生,倒真像受罚,劳苦愁烦。文艺作品,或有病呻吟、或白日做梦,或再现客观现实、或表现主观心灵①,或为抚哭、或为升华。
  与欧•亨利和莫泊桑不同,顾氏“同情”非关经济。
  欧•亨利和莫泊桑笔下典型人物的典型问题,表明上看,都是“经济”问题,只要给他们足够多的“钱”,他们就能生活在天堂里,流浪汉有吃有住、小夫妻恩恩爱爱,爱美的唱歌跳舞、偷懒的游手好闲,都能用“钱”解决。果然,欧•亨利和莫泊桑辞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法国人民确实好像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物质上的困窘,容光焕发。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不能用钱解决的,才是真问题。例如,不论我们有多少钱,也不能令逝去的亲人死而复生。假如钱能解决问题,张国荣就不会自杀了。欧•亨利和莫泊桑式“同情”,主要还停留在物质层面,而顾晓军式“同情”,主要在精神层面。《白色帆》中纯情的大律师,多像《少女之孕》中的少女、轻信之后受伤,又像《裸体模特女》、美得举世无双,除非《美丽拉拉情》、没人配得上她;《暗恋》中痴情的舞蹈家,多像《傻男和他的爱娃》、倾注一生心血,又像《大爱》中的军官、付出无怨无悔,只为《那一夜》、无比绚烂瑰丽。互文见义。
  与欧•亨利、莫泊桑偏“再现”的“同情”不同,顾晓军是偏“表现”的“同情”。“再现”主要讲别人,“表现”主要讲自己。当然,讲别人,也要经过自己的理解,所以,文如其人,欧•亨利“乐观”、莫泊桑“善良”。而讲自己,“一切景语皆情语”,“青青翠竹无非般若”,天才总是独创、英雄与众不同,所以,欧•亨利、莫泊桑笔下多“凡夫”、顾晓军笔下多“英雄”。
  下面分析顾晓军的两篇作品,《捉奸》和《爷们》②。
  《捉奸》开头,农村场景,“太阳光,像铁水似地倒下来。虾爹,一左一右地挑着两只粪桶,在山路上颤悠悠地走。他哈着腰、躬着背,真的像只烤红了的大虾。”但虾爹,并不是个普通农民。或看上去普通的农民,没准儿也是个“虾爹”。虾爹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英雄的“身板”、英雄的“精神”,生命力旺盛,使不完的劲,道德感强,舍己为人。却因一件小事,犯了当时的忌讳,最后回家务农。虾爹本为战场而生,也只有在战场上,强者胜、弱者亡,英雄才能出世,但回到俗世中来,他就过于耿直、诚实,优势反成劣势。“虾爹的心,已死了。大山里的日脚,很苦!虾爹不久便累哈了腰、躬了背。”“虾爹,就跟着夜色、一步步地往回走,边走、边琢磨着困扰了几近一生的问题:唉,太强、太猛、太出头了……难呵!可,那狗、那鸡、那羊,或吠、或斗、或抵角……为甚还要争强好胜呢?”虾爹沉浸在自己思想的世界。
  《项链》中的那位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是要争强好胜,太想出头,所以借了一条项链去参加舞会,得意忘形之下、丢了,也算咎由自取。但《捉奸》中的虾爹是被陷害的,即使被陷害,他也没想到要报复别人,而是以德报怨、担当果报,但命运、似乎并未还他以公正,以后的日子里、祸不单行。文学,也是一种“补偿”,替无告者申诉、为无名者立碑。
  《爷们》开头,城市一角,“桥涵洞的外面,秋末的雨,越下越大。眼看着,又要入冬了。小精灵,从河水里,钻出来、爬上岸。它一摇头,浑身都抖动起来;抖落一身水珠,露出油亮的、棕黄色的皮毛,与一条蓬松的大尾巴。眼睁睁的它,望着爷们喝酒。”小精灵,是条流浪狗,爷们,是个流浪汉。爷们,本来是个战斗英雄,抗美援朝,因被俘虏过,怕连累家人,遂隐姓埋名,拾荒为生。爷们这一生的光荣和凄凉,只能自言自语,说与小狗听。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却到最后,唯一能为家人做的,就是消失,“如今,俺经常回去。反正他们也不知道俺是谁。”“俺,就看看他们;而后,去俺老婆坟上,烧点纸、赔个不是。唉,这辈子,苦了她了……”“俺要是去了阴界,先去俺们司令员那,报个到;而后,请假回去。”“俺要家去,好好伺候俺老婆,她太不容易了。”“她不知道,俺还活着。”活着的人,更苦啊。
  《我的叔叔于勒》,也有家不能回,先是把家产败光,后来阔过一阵子,向家人炫耀,却并未及时归还欠款,以至于最后没脸见人,也算罪有应得。但《爷们》何罪之有呢?明明是功臣,却落得个罪臣的下场,明明是英雄,却连狗熊都不如,比生离死别还悲惨的,是亲人活着近在咫尺却如阴阳两隔。文学,也是一种“哀悼”,既是英雄赞歌、也是英雄挽歌。
  相比之下,《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中的“平民”形象,像极了“现代”的我们,有弱点、有缺陷,但一般也能负起该负的责任,梦想着当个贵妇人的妇人、勤劳能干,贪玩的小伙子变成了大叔、自食其力,实事求是、自尊自强。而《捉奸》和《爷们》中的“平民”形象,像极了“古代”的我们,讲传统、讲规矩,信奉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进取的非为富贵而为憧憬、勤学苦练,漂泊的非因无能而因坚持、绝不妥协,重视亲情、奉献牺牲。
  相比之下,《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的悲剧,主要因为个人,年少轻浮、爱慕虚荣;而《捉奸》和《爷们》的悲剧,主要因为社会,阴谋诡计、摧阳折刚。《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的故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有;而《捉奸》和《爷们》的故事,多发生在扭曲、变态、特殊环境之下。《项链》和《我的叔叔于勒》与政治关系不大,其中人物自私自利,素质较低;而《捉奸》和《爷们》与政治关系较大,其中人物高尚高洁,素质极高。
  与莫泊桑偏物质、偏再现、偏个人的态度相比,顾氏“同情”更偏精神、偏表现、偏社会。偏精神、物质再丰富也无济于事,偏表现、他人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偏社会、悲剧是整体的而非个别。物质至上、还是精神至上?客观真实、还是主观能动?个人主义、还是英雄主义?一个冷落和毁灭“英雄”的民族,难道不是最“可悲”、最值得“同情”的吗?
  注释:
  ①参考《文艺学导论》第一章第一节“再现论和表现论”,另参考第三章“文艺的社会功能”,吴中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②选自《顾晓军小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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