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警”,是普遍的

201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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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警”,是普遍的


“惡警”,是普遍的
 
    ——顧曉軍主義:“先帝”曰·三千零三十六
 
 
  自媒體,是現代科技發展的産物,而不是“平民主義民主”的産物;然而,自媒體卻必定推動“平民主義民主”的到來。
 
  如今電視也跟著網絡走了。“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我是先在電視裏看到;然,電視裏的畢竟不全,當看到“焦點”的頭條是“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時,我忍不住又看。
 
  “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之下,配的“新媒體時代誰在抹黑警察兄弟的形象?”和“警察怎樣做,才能讓民衆理解警察也有苦衷?”,也許是小編提醒、並希望我們能多角度看問題。
 
  但,不用看文章、僅看“新媒體時代誰在抹黑警察兄弟的形象?”和“警察怎樣做,才能讓民衆理解警察也有苦衷?”的標題,就知是立場問題。
 
  視頻中的對話,也是立場問題;警察猖狂,就更是。
 
  警察說了,“我在執行公務,我在執法我不在服務”。而這樣的話,差不多每一個警察,都會說。可,執行公務的界限,在哪裏呢?執行公務,為什麽就不是服務了呢?
 
  因為是“執行公務”,就可以“關你 24 個小時”;因為是“執行公務”,就可以“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因為是“執行公務”,雷洋被嫖娼死了;因為是“執行公務”,朝陽群衆每天都在我文章後面編“陳燕萍”的故事等。
 
  在“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一文中,有“身為趙家狗,怎能不咬人?”;而在跟貼之中,則更有“爛透了!”等。
 
  其實,這不是“趙家”不“趙家”的問題;美國,也有被“執行公務”死的黑人青年。所以說,這是個思想的問題、是個理念的問題,是個究竟誰才是社會的主體的問題,也就是說——誰是這個社會的主人的問題。
 
  王權與神權的社會數千年,權威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制度民主了,不等于每個人的思想民主了。
 
  “平民主義民主”告訴我們:民衆,是任何社會的主體、是任何社會的主人。任何公權力在執法的同時,也是在服務。服務于國家,就是服務于社會;服務于社會,也就是服務于具體的民衆。
 
  既然是服務,還有什麽特權?
 
  “把你跟那些艾滋病,小偷,強盜關在一起慢慢去享受”一文的跟貼中,有“當你、我遇到這樣的事情時才想到‘人權’”等。這話,對也不對。
 
  如果講“民權至上”,普遍的惡警現象、則更容易得到遏制。正因為,是“人權”的分而治之,所以才沒能夠徹底杜絕。
 
  “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恒”,也可以說是——淡化制度、淡化人權,而解決制度與人權。
 
  不預設制度,全人類講“公正第一”,講國與國之間的公正、講國內的社會階層之間的公正、講同一階層的人與人之間的公正;全人類講“民權至上”,講服務于民衆、講任何執法都仍然是服務……即使對待罪犯、也都是服務;全人類講“自由永恒”,講思想自由、講人身自由(對罪犯懲處,是對不遵守社會公約的一種處罰)……總之,讓人人舒暢。
 
  所謂平等,是永遠沒有可能的——人、人的能力等,是有差別的;社會,也有資方與勞方或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平民主義民主”承認差別與自由一樣、永遠存在;而在意的,是差別的合理性。合理了,就能夠心情舒暢;合理了,就不會有特權;合理了,就只能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服務;合理了,就誰也不能高其他人一等。
 
  而如果不追求“平民主義民主”、不講“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恒”,那麽,惡警、就是普遍的——中國有,美國也有。解決了鄧玉嬌的人權,並不等于解決了雷洋的人權;解決了雷洋的人權,並不等于解決了你我的人權……人們、社會、國與國之間,就永遠扯“人權”的淡、永遠扯“制度”的淡。
 
  而惡警,卻又是普遍的——行行業業都可能成為惡警。按說,有了快遞,郵局不算什麽特權了吧?不,台灣給我寄過來的四十本書,被福州郵局假說被福州海關扣壓(實際上,有查詢顯示海關早已放行),而私壓了一個月後、退回了台灣。試想,是不是行行業業、都有可能成為惡警?
 
  所以,我說了:“惡警”,是普遍的。而對于治惡警,除非你更“惡”。可,這不是鼓勵全社會向惡、而不是向善了嗎?
 
  對于如何解決惡警,如何解決世界性的惡警的現象,如何解決行行業業的、普遍性的“惡警”的問題,我提出了“平民主義民主”、提出了“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恒”,不知有誰、是否有比我更好的辦法?
 
 
              顧曉軍 2016-6-12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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