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麾下抗日剿匪名將帥學富眼中的國共內戰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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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會戰失敗的經過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編按:抗戰勝利之後,原以為可以鬆一口氣的中國,卻迎來了另一場內戰,本文即曾參加國共內戰的當事人回憶當初重要戰役失利之情形,包含戰事失利之後,蔣介石的反應與行動,但願這些史料,能為後人借鑑。】

據坐鎮徐州指揮軍事的總司令劉經扶先生之回憶錄記載:

民國卅七年的夏天,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鼎文)先生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劉先生,徵詢他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蹟,很難「挽狂瀾於既倒」。但是劉的答覆是:「要我做官,不敢奉命,要我拚命,義不容辭。」所以劉向國防部辭行的時候說:「見危授命,我跳火坑,個人生死事小,但望大家以國事為重,這次要對我多多指導與支援。」

民國卅七年六月十四日,劉率新任參謀長李樹正,隨參謀總長專機由南京飛徐州,就任徐州剿匪總司令,由原有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機構與人員改組。當時共匪陳毅的第一、四、十一及兩廣等縱隊,正在菏澤以東,鉅野以南地區,與我第五軍及整編八十三師、新編廿一旅激戰中。其第七、十三及新八、九縱隊,於陷我泰安、大汶口後,圍攻兗州。劉伯誠匪部也由黃汎區趨魯西,欲躡邱清泉之後未逞,反噬開封。劉於六月十九日飛鄭州,參謀總長顧祝同亦即趕到,劉欲放棄豫北,以救開封,俾利爾後之索敵攻擊,以免死守一地,坐等挨打,未獲實現。劉於是日下午離鄭返徐州時,河南耆紳孔新三等廿餘人,攔著他跪地痛哭,殊不知劉當時的心情比他們更沉痛。當晚回到徐州後,急督劉汝明、孫震等部,迅速馳援,加緊猛攻,乃於六月廿六日克復開封。劉伯誠向南逃逸,陳毅向西竄犯,在睢縣以北鐵佛寺童王店附近,將我第六綏靖區副司令區壽年所屬之整編第七十二、七十五師及新編廿一旅予以包圍,劉即以第五軍及整編第八十三師經蘭封而杞縣,兼程馳援,苦於劉伯誠匪部極力阻擾,進展遲緩,不得已乃將原擬用於解圍兗州之黃伯韜部,臨時西調,與邱清泉兵團合力夾擊陳、劉匪部,黃兵團於七月二日趕抵睢縣以北帝邱店附近後,也被匪轉用兵力將其包圍,幸經忠勇奮鬥,予匪重創,兼以我邱清泉兵團於正面攻擊受阻後,改由側背迂迴,攻擊敵後,匪經力戰不支傷亡慘重,乃於七月七日四方奔逃,作鳥獸散,造成時的豫東之捷,將匪擊潰,人心振奮。是役黃伯韜厥功甚偉,最高統帥特授以青天白日勳章,以酬其功。

這是劉一到徐州就四處救火,失其自主的情形。

民國卅七年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線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隨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劉的對手有兩個─陳匪毅與劉匪伯誠,陳匪有十六個縱隊約四十萬人,劉匪有七個縱隊,約二十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劉所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清泉、第七兵團黃伯韜、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是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匪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便將震動。但徐州為四戰之地,難守易攻,豫東皖北,又為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為求爭取主動,劉總司令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匪伯誠,因陳毅、劉伯誠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淮河之線取攻勢防禦,或增加兵力與匪於徐州附近決一死戰,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劉總司令請求將黃伯韜兵團集結於運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為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為不利,不如決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退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資,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匪總司令部黃伯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才開始撤退,惜為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五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匪遂由黃河側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當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固守碾莊待援。劉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匪陸續渡河攻擊黃維兵團時,為爭取時間逐次轉用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伯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協助劉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黃兵團如能固守七日,即可獲勝,等到情勢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匪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匪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匪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劉認路匪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裡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現),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黃,果然,匪不但未退,且攻勢益猛,至廿二日晨,黃伯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濬重傷失踪,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二十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於是黃伯韜,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黃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北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鎮、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共匪劉伯誠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黃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為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參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匪毅主力參加圍攻黃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為有利。」並一再強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勢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總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司令指揮。」劉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杜副總司令,而他自己則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劉當然很關心。據十一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勢整然。但匪軍三五成群,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劉當即繪製情況圖,以電投杜副總司令,請其迅速擊破當面南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匪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匪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勢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勢,再行大舉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舉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匪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面我軍又遲了一步。

此時,劉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乃急赴南京面報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劉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維兵團,只要黃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為蚌埠當面雖然是匪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是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匪,遲至十五日黃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幹才軍,不但太遲,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黃維兵團於廿七日為劉匪伯誠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匪,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璉、師長尹俊、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五軍軍長覃道善等被俘,其餘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別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歿,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先重傷飛出)、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寫到此處,我真痛心萬分,不忍再寫下去了。」

以上是錄自劉總司令的回憶錄,此次決戰,亦可謂悲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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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撤退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總統任命湯恩伯上將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陳大慶將軍為淞滬警備總司令。我亦奉命為聯勤第十補給區副司令,本司令部管轄上海、江蘇、江西、杭州、福建等地供應司令。這個時候的狀況:瀋陽、濟南都失守了,平津危急,徐蚌會戰序幕初啟即呈不利,江南地區,政治情勢陰暗,社會秩序混亂,和談空氣瀰漫,抗徵抗糧到處發動,民心士氣一片頹喪。警總的責任地區,包括蘇南、皖南和浙江、江防正面東起上海西到馬當達千五百餘公里;可能使用的兵力,只有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此外都是預期由東北、山東及淮河流域轉進來的部隊,這種狀況的艱危,是不難想像的。但是,湯總司令受命之後,立即著手收容整補部隊,部署沿江防務。

京滬地區政治情勢的危疑震撼,所負責任區域的廣大遼闊,軍事力量的殘缺薄弱。接踵而來的,又是徐蚌戰局的慘敗,平津變相的投降,尤其最關緊要的是,總統引退,軍民失去重心,於是匪諜和投機分子日益囂張,政府與社會都呈動搖,乃至轉「備戰言和」,為「弭戰求和」。和談代表,絡繹於途。因之,軍事布置的阻力與日俱增。湯總司令對這種局面,毫無猶豫,憑其堅定的意志與動人的熱情,取得多方面的合作和協助,陸軍部隊一面整補一面布防,海、空友軍都盡力支援,淞滬地方士紳和工商人士,也捐撒大量物資,作構築工事之用。所以,兩三個月的工夫,就大體完成了江防部署,並構築了淞滬地區相當強固的陣地。京滬地區的作戰指導,第一步要求殲匪江上和保衛首都,但匪我戰力強弱懸殊,萬一江防不守,便須採取第二步的行動方案;一案是向富春江、仙霞嶺轉進,節節阻擊南侵之匪;一案是轉為對西正面,主力憑藉淞滬既設陣地打擊匪軍。這兩案的利害比較,略如下述:

(一)匪渡江公算最大地區,為江陰、蕪湖各附近,南京為一大突出部,倘匪渡江得逞,則此地區部隊,將陷入包圍。

(二)同前狀況下,匪南趨富春江之距離,較我為短,全部國軍,亦有陷入大包圍圈之危險。

(三)國軍屢屢失利,迭次補充,訓練與士氣,大非昔比,故東北與徐蚌轉進均不成功,再行遠道南移。

(四)淞滬為聞名國都市,全國工商、經濟中心,匪所必爭,引匪東向與匪南進具有同等作用,且較為主動。

(五)淞滬物資豐富,且能發揚我三軍聯合戰力,用我所長,制匪所短。

(六)海上運輸為我獨佔,補給無虞,必要時亦可安全轉移,另策後圖。

(七)淞滬地區戰略物資,須有轉移時間,絕不可輕委於匪。

基於前述,警總的兵力部署,主力置於京滬方面,皖南方面以有力一部與江防海軍協力。但三十八年三月間,政府當局忽然堅持改用向南轉移案,令將主力移入皖南,經湯總司令再三陳述意見,均不採納。並由府中直接干與部隊行動,以致羅賢達、楊幹才、于兆龍及胡長青軍主力先後西移。嗣四月下旬,匪軍南渡,我蕪湖以東鎮江以西各軍,均遭覆滅;反之,京滬線上,雖因江陰要塞與江防海軍的意外變化,引匪渡江,然我即時變換向西正面,在揚州以東之闕漢騫軍以顧錫九、王秉鉞、劉雨鄉軍各一部及鄒鵬奇師,仍如預定轉入淞滬地區。五月間之淞滬作戰,雖因計劃打破,總兵力不足,然仍予數倍優勢之陳毅匪軍以慘重打擊。

倘原定計劃不被打破,則淞滬兵力當在二倍以上,戰局將完全改觀。尚憶京滬線上兵力被迫西移時,警總同仁,有建議以去就力爭者,湯總司令謂:「按常理應辭去總司令職務,惟匪軍逼處北岸,戰鬥隨時展開,高級指揮官易人,必致動搖軍心,貽誤戰局;且甫入淞滬之劉玉章軍及尚在常州之闕漢騫軍、丹陽之鄒鵬奇師,即將全移皖南,淞滬地區,惟有拱手讓敵,故寧可犧牲個人,擔負可以預見的失敗責任,決不可孑然引去,坐視全局俱非也」。湯總司令將這種堅苦忍耐,顧全大局的襟懷,表現了圓滿具足的軍人武德。

淞滬作戰,五月十三日開始,初期我三軍密切協力,痛擊陳毅匪部,使其四個縱隊喪失戰鬥力,但陳匪全力源源增加,我終以總兵力不足,浦東南市先後被匪突破,五月二十四日面臨決戰時機,也是高級指揮官識量魄力的嚴重考驗。那時的行動只有兩途,一是固守原地,決一死戰,一是趁吳淞口尚可通過,實施海上轉移。前一行動,只要一股血性的勇氣就行;後一行動,要有考量大局的智慧,還要有敢負全責的勇氣,要有當機立斷的魄力才行。湯總司令聽取幾位高級將領的意見之後,他毅然決定:「盡現有七萬噸左右船舶,以舟山為目標,實施海上轉移。」他的理由很簡明,在此決一死戰,並無勝算;國家存亡,既非在此一地,在此一戰,則應將現存力量,轉移較為有利的用途。他並決定,一面報告,同時實施(按:實施中奉令核准)。五月二十五日晚開始在吳淞口上船,至二十八日陸續到達舟山者約八萬人。這種行動的責任,是非常沉重的,要有大見識,大勇氣,大魄力才夠擔當起來。

京滬地區作戰時,以絕對劣勢的地面兵力,予陳毅匪軍以重大的打擊,實得力於三軍密切的協同,充分發揮了聯合戰力。當時三軍的協調聯繫,真是如兄如弟,那種自然的綿密的聯合行動,不僅看不出絲毫的軍種界限存在,也不是任何作業程序或計劃作為能表現和規範的。

這種偉大有效的組織和指揮的才能,湯總司令全靠他身邊有幾位高級將領如陳大慶、石覺、萬建蕃等人,具有天賦的智慧,特殊的才能,旺盛的意見,忠勇的氣概,熾烈感情,發生出令人感動和熱誠合作的精神才能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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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時領袖行動記

恭錄

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先生手著《負重致遠》一書。其中一節之〈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俾讀者明瞭民國卅八年,國家的遭遇,領袖的行誼,猛省歷史的教訓,有以惕勵反攻復國的決心,以副毋忘在莒精神。以下是經國先生之原文如後:

民國三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共匪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全軀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為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匪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了。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的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的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沉重,可是絕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份。第二天起來,精神還是愉快飽滿,一如平日。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面成為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臺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牲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匪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分人過去以為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為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匪俄鬥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匪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只是邀同他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度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他還不肯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裡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匪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款」,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前往杭州會商;見面的時候,父親就問他:「對於這個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匪因為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力量準備好了,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匪幫所提的「和平條款」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銷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裡,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總統的身分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略,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只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了。

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共匪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父親囑咐我們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父親沒有回答。我們只好準備一艘座輪,聽候父親的命令。艘座艦的艦長,就是現在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當晚黎艦長間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準備到什麼地方呢?」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廈門。」黎艦長當時對我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親登艦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時共匪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的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因為放不下自己沉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在最危險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最初是住在復興島,以後感到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的人員,有很多的不便,不到幾天,就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要搬到市區去住。我當時聽了這話,立刻報告父親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只好遵命辦理。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在那兒,父親整天忙著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全力來應付危難。」父親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瓢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間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不管。」第二天,父親就離開了上海,然而坐艦定海附近,一連了十多天,此十多天中,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才經過馬公到達了臺灣。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共匪,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前看到中華民族前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這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經先烈用他們的血來舖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著一線希望的光明,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裡一燈微照,父親鼓著最大的勇氣,乘風破浪,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在這裡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祕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政府在播遷來台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裡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糧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來,交給國庫保存。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為保管的。因為我曾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命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值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指責我說:「到了臺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只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匪,當時父親正駐廣州,曾詢問某高級將領對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談和?」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收留像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為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談和,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鬥!」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鷄,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八月間,父親飛往重慶,去支持西南危局,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談;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兩次都沒有結果。第三次又派人去,並囑告訴盧漢說:「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難道還不信任我?你到重慶來,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盧漢因為自己的叛跡尚未顯露,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最後把他說服了。盧漢臨走的時候,父親又剴切地嘱咐他說:「國家的命運如何,就只看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了。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回去之後,好好努力,我去廣州的時候,再順道來看你。」

不久,父親要到昆明去,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總是要實踐對盧漢臨走時的諾言,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我向父親建議: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讓我先去,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父親則於第二天的早晨,從重慶動身,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約盧漢相晤。」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我就起程飛往昆明。

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就向他說明父親「恐不克即來昆明」的緣故;並且告訴他,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並認為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於是找著了盧漢,告訴他:「重慶方面來了電報,總裁已經起飛,十點鐘就可以到達昆明機場。」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以後,就與他寸步不離,他想打電話派部隊保護安全,我說「用不著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兩人之外,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趕到機場。十點鐘,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昆明機場。我以為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留談幾句話就走可是,又出人意料之外,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第一句就問:「盧主席你有沒有預備午餐?」盧漢報告說:「還沒預備好。」父親說:「好!好!那我們一同回到你家去吃午餐罷。」我聽了父親的話,雖然無法阻止,可是已經坐立不安;心裡細想,父親身繫國家的安危,今已深入虎穴,萬一有了差池,國家前途何堪設想!然而那天,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慈祥和安定,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還談了很久的話。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約集了許多高級將領,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我看看天氣不早,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於是向父親報告說:「方才接到廣州的消息,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請父親立刻起程。」父親聽了我的報告:站起來,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就說:「好了,我們走罷!」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重到廣州。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叛逆,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父親這種無畏的精神和威德,無形使他們懾服愧怍,結果安然無事。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委實覺得「心有餘悸!」

到了十一月間,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他自己卻去了廣西,避不見面,那時共匪正向西南急速進軍,重慶的淪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都遭拒絕。到了匪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我又報告說:「匪軍已經到南溫泉。」父親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處理完妥之後,才能行動。」我就設法,只得去找羅廣文。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同他一起來見父親。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戰況,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等到羅廣文走後,父親才對我說:

「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因為他到前線,是我派他去的;現在他打敗了,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

父親替部屬負責,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那些臨陣脫逃的將領,真是罪通於天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那時,重慶市內紊亂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各機關的人員,紛紛準備逃難,差不多都走空了。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裡面,只剩下了幾名衛兵,還有兩名副官,其餘的人已跑得精光,父親就對那位副官說:「你見到楊司令的時候,就報告他,說我已經來過這裡。」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一路悲悽冷落的情況,難以形容。

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裡走了一遍,這間辦公室裡面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睹物傷情,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最後,看到壁上掛著一幅軍用地圖,就命我把它取下燒燬,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只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 

當晚,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點的意思,很早就上床安睡。到了晚間九點鐘,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我們覺得情況不佳,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因為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故即在機場內停皆至翌晨,才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

到達成都以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準備與匪軍作「背城借一」的最後決戰,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那位身為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竟然躲藏起來,避不露面;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纘緒去找他,也不肯出來。最後,父親只好對王纘緒說:「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可是王纘緒從劉文輝那裡回來以後,只是搖頭嘆息,向父親報告說:「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他家裡盡是古古怪怪的人。」意思是說:在劉文輝家裡看到了許多所謂「民主人士」、共匪、失意軍人、官僚政客,他們準備「靠攏」投匪了。

不久之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卻聯絡。翌日,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料的復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臨行的時候,侍衛人員對父親說:「劉文輝的便衣人員,已經佈滿了軍校大門附近,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但是,父親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嚴正地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還是從容不迫,絲毫不肯苟且的!

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父親又說:「你告訴他們,如果臺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我的任務完畢,就由西昌飛往海南島,回臺灣覆命。

這一年,也就是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的一年。當該項文件發表時,很多人主張請父親對「白皮書」裡所說的話,根據事實加以答辯。可是:父親很安然地說:「不必了。」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

「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寃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沉默是最好的答覆。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共匪在大陸的殘暴屠殺,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一切一切鐵的事實,還不都是替我們作「義務的辯護」嗎?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父親復職了,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受命於危難之間。」到了五月,國軍自舟山撤退,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秦舟山,會引起臺灣人心的不安,並使大陸同胞失望,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劃。後來,父親向大家說:「你們恐怕因為舟山撤退,就會使得臺灣人心不安,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臺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你們又恐怕因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但是如果為了要守舟山而臺灣不保,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第二夫,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我們想起來,如果不是父親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中國人應該有雄偉的氣魄。」又說:「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從高處看。」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關頭渡過了,自此之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的新曙光。又走上「中興」道路。父親說:

「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因為「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從廢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從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轉頭來擊敗敵人。

古人說:「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我們應該抱著「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精神,冒險犯難,向中興大業的前途邁進!』

本文節選自《國民革命北伐抗戰回憶錄──五車書室見聞》,帥學富原著;蔡登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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