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早有預謀,還是挾怨報復?學者陳治平憶江南案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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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江南?

首頁圖來源:stevepb

江南,1932年生於江蘇靖江,本名劉宜良。在美國嘛,朋友們叫他的英文名Henry。劉太太崔蓉芝,朋友們叫她的英文名Helen。他們在三藩市開禮品店,賣西洋的陶瓷、公仔之類。來美之前,江南在臺灣為自己的生存奮鬥,相當典型的那個時代的青年的面貌。

他自己常說:

1、9歲喪父,老爸死於「土共」之手(內地資料則有死於新4軍鎮壓的說法),由於被槍殺於家門口附近,目睹老爸倒臥血泊而亡,小時候刺激極大,終身懼黑、害怕獨處、喜歡人多熱鬧。

2、鄉下的初中學歷,十六歲跟著國民黨部隊當兵、吃糧到臺灣(不是被抓壯丁),但不喜歡被管、不喜歡威權,當兵顯然不適合。適逢蔣經國要另建軍隊的政訓系統,於是便用功考入「政工幹部學校」。但還是覺得不自在,便設計在畢業當天、藉故跟帶隊官吵架,以「抗上」的行為,獲得被開除。但也不回部隊報到、當逃兵。1954年碰到「貴人」、自首、居然只判緩刑(逃兵,一般是槍斃的),就此脫離部隊束縛,成為平民。

3、能說、能寫,便當記者唄,靠電臺、報紙討生活,後受夏曉華的提攜,進入「臺灣日報」(當時臺灣仍是戒嚴時期,但夏曉華屬軍統系的電訓技術人員,才有辦法取得電臺、報刊的牌照)。當了城市白領、結婚、離婚,又再認得政大畢業的美女崔蓉芝,在女友鼓勵下,苦練英文,順勢還被派到港、菲、越去報導新聞,搭上老美的線。為生存,努力鑽營。

4、1967年自費以《臺灣日報》駐美記者的身分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後獲美國友人協助進入「美利堅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獲得碩士。

老劉說著說著,是很得意的。也難怪,孤身在外流浪,沒學歷,但勤於自學成材;舉目無親,但居然能夠在臺灣白色恐怖的戒嚴氛圍中,逃兵、沒被斃掉、還混到相當自如地進出臺灣、跑新聞、出書。並且,鄉下的初中學歷之後,37歲拿到平生第一張正式文憑,居然就是美國碩士,絕對是個記錄。其聰敏可見一斑。而無論舊雨新知,老劉的朋友們,都能親耳聽到他講的這些關於他自己的故事。

江南其實是個蠻率真的人,16歲起就必須單獨在社會求生的歷練,磨出自成一套的功力。他算得上天生的一個記者,喜歡祕密、藏不住祕密,自己的八卦、別人的八卦、國際和國家的政治八卦,通通都稀哩嘩啦地捅出來,一吐為快。我們認識他的時候,很難不被這樣一個爽朗、頑皮、好玩的性格吸引,完全滿足彼此的好奇心,人是猴子演化出來的嘛。

老劉說得上朋友遍天下,他的「朋友」定義很單純,能在一起熱鬧、談得上幾句投機的話,就是朋友啦。對中國人的左、中、右、獨各派系,乃至美國人的政客、FBI等等,江南都好奇地去接觸,成為一種「職業病」。

1975年,香港《南北極》雜誌社印行了江南的《蔣經國傳》,當時用的筆名是「丁依」,一炮而紅,圈內人都知道,劉宜良就是作者。當時,蔣經國已浮上臺灣政治臺面,《蔣經國傳》成為一般公眾可以看到的、比較詳盡的蔣經國資料。當然,立刻列入臺灣查禁的書刊之中,雖然這書不算完整。

1983年,臺灣名記者阮大方在洛杉磯開辦中文的《加州論壇報》,連載以「江南」為筆名的、重新增修過的《蔣經國傳》。1984年,《論壇報》印行新版《蔣經國傳》,這時,蔣經國已經是第二任的「小蔣總統」,更加洛陽紙貴。

江南刺殺案,就那樣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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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與破案經過

1984年10月15日,早上8點半前後,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唐樹備先生打了個電話到我家,只是簡單地說:「江南家裡有個警官剛給領事館通了電話,說是劉先生需要取消今午的約會……」。唐先生覺得奇怪,為什麼是警官打電話通知,而不是老劉或劉太太打電話?他知道我同江南很熟,就請我就近前去看看。

當時朋友裡頭,跟江南也很熟稔的李乃義,是在三藩市城裡上班的。於是,我先到辦公室簽到應卯,想想李乃義距離老劉家最近,便打電話給他,請他即刻前往劉家探個究竟。

那時,手機還沒普及,聯絡並不像現在那麼方便。估計,老李到達劉家是九點半吧,據我所知,他是江南被刺後最早出現的人(只比警方晚約一個半鐘頭),我第二個出現,到達劉家約11點。事後才知道,我們都沒留幾分鐘、現場的警官也不會允許,只是從哭泣的劉太太那裡知道了老劉已經被槍殺。

現場的警官問了我們同樣的兩個問題:

1、你怎麼會知道要過來的?

老李自然回答:「陳治平要我趕來的。」

我自然回答:「唐總領事要我來看看的。」

2、你知道些什麼事嗎?

居然老李跟我的回答一樣:「一定是國民黨幹的政治謀殺……。」

當然,那天下午我也回不到辦公室了,匆匆忙忙去到三藩市中國城裡的東風書店,在朋友的店裡坐定下來,才有電話可用,於是進進出出的電話就忙個不停。 

軒然巨波,眾說紛紜,當下許多人直覺,江南因《蔣經國傳》招來殺機。但此案之前不久,江南還寫了一篇訪問吳國楨的文章,透露了一些吳國楨在臺灣省主席任上遭遇國民黨特務企圖暗殺的細節,江南並宣稱:握有吳國楨授予的一些資料,準備另寫《吳國楨傳》。

這些,都可能是江南被刺的動機。

然而,還是看下去,讀者從我們提供的資料中,自己判斷個中緣由吧。

我到達東風書店,已過正午,自然告訴在那裡的黃達這個不幸的消息,兩人當下決定就以書店為定點,聯絡各方朋友。給已經返回到辦公室的老李打電話,讓他立刻趕過來,又通知唐樹備:江南遇刺。隨後,分頭通知跟江南認識的朋友們、關心此案的人,就近當晚在書店共商善後事宜。

當晚,我記得來了王靈智(柏克萊族群與亞裔研究系教授)、高大偉、池洪湖、魏需遜、Garchik(王靈智找來的葛奇科律師,因為他願意「事後收費」),加上我、李乃義、黃達,這就是推動破案的「江南委員會」原型。我們立即給阮大方打電話,請他加入,大方兄是性情中人,當下應允。大方老感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阮大方,成為迅速破案的最關鍵因素。

「江南委員會」只做了兩個決定:

第一,由於認定是政治案件,只能跟國民黨幹到底,不然,中國人還有何處避難?第二,人死入土為安,頭7後,22日在中國城舉行江南喪禮,並抬棺遊行、抗議。

第二天,「江南被刺」成為美洲各中英文媒體的大新聞。震驚臺灣內外,撼動華人圈。一個在美國的筆桿子之死,產生人人自危效應。實際,江南委員會除了陪同劉太太崔蓉芝出席各媒體採訪之外,並沒什麼大事可做。身無分文的委員會,倒是「懸紅十萬美元」,緝拿兇手,都不看好真的能破案吧。「委員會」,根本沒有組織,僅只是熱心人士的彙集點,誰要來都可以,內地來美的記者高魯冀,也成為奔走各方的「委員」之一。

案發當時,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都直覺是蔣經國下的刺殺令。這就是集權統治的貽害,誰叫小蔣是集權統治者,就算小蔣沒下令,最終責任,他還是逃脫不了關係。1984年11月12日,距江南遇刺才28天,臺灣突然發動「一清專案」,把全島黑道通通抓將監牢去。人們意識到,似乎有很大異樣。這時,除了阮大方、李乃義、以及美台少數相關高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實情,連崔蓉芝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老李,王八蛋,矇到全案結束,裝神弄鬼二、三年後,方才告訴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22日要公祭江南、並遊行,所以,阮大方21日晚得飛進三藩市,他弟弟阮大仁家是距機場不遠,但大仁正好去歐洲旅遊了,於是崔蓉芝找老李去接機、並在李家住上一宵,以便次日參加喪禮。阮、李,都要在喪禮上,面對諸多媒體講話。

怪事年年有,當年就集中發生在阮、李身上吧。他們是第一次見面,阮大方比李乃義大7歲,兩人思想南轅北轍,平時根本攏不到一塊。如果不是有江南這個共同朋友,早點碰面,大概會是老李挨揍的結局,因為大方雖然是「自由派」(英文liberal的定義),反專制威權,但也出了名的「反共」,而且遊刃於黑白兩道,如入無人之境,從小在臺灣就是出了名的街頭小霸王,單打獨鬥,什麼幫也不是,居然存活下來。李乃義則典型的柏克萊理工菁英,當然的自由派,老早就上了臺灣「匪類」的黑名單,左傾是無疑的,沒少參加保釣、反蔣的示威遊行。這兩人行文的差異,大到很難想像他們能怎麼談到一塊。

果然,初次見面,阮、李之間唯一的話題,僅只江南。但老李居然敏感到察覺老阮似乎知道一些蛛絲馬跡,只因為,阮大方說了句「有些事,我不能說,說了怕要改寫歷史……」。於是,這一右一左兩個臭老九,合計到半夜,決定找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幫忙」。老李便拿起電話,打到黃頁上的三藩市FBI電話,大約過了零點零時分,FBI回電,讓他們開車進城到中國城假日飯店去碰面。阮、李到達飯店,已經是22日凌晨1點出頭,FBI幹員Tony Lau(劉善謙)和Steve Keith(基斯,他常來中國研究中心找我「閒聊」,因為那時內地已常有中國官員到訪柏克萊)前來接頭。四人就在飯店一間房內談到天亮,阮、李覺也沒睡,直奔喪禮現場。劉跟基斯這兩位FBI幹員的華語都非常流利,他們的錄音談話大多以華語交流,主要是阮大方在說話。阮大方根據自己在黑白兩道的豐富資歷與人脈,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犯案人員到達洛杉磯不久,行跡便已被阮知道。加上帥嶽峰等幫派分子平時神神祕祕的說話,江南一被刺,阮大方立馬拼出全貌。阮解釋給FBI幹員:這些都是臺灣「竹聯幫」黑道分子,吳敦、董桂森是典型的黑道殺手。而蔣經國本土化政策實施後,外省子弟為主的竹聯幫,竟然成為臺灣特務機構的新寵,不少竹聯幫派分子被吸收成為「情治單位」幹員。

於是,陳、吳、董、帥在洛杉磯的住處,接待的黑幫分子等等細節,都成為FBI破案的關鍵資訊。

我後來瞭解,22日一大早,阮、李來參加喪禮和遊行,劉、基斯也就直飛洛杉磯。大致當天中午時分,美方已經掌控犯案人員行蹤、電話等資料,進行監控、蒐證。陳啟禮等執行刺殺後,曾打電話回臺灣情報局報告老闆「辦完事了」,電話號碼是祕密的,臺灣當局以為美國人不知道,但美國人就是知道。這也被錄音存檔。 

後來滋生許多犯案人員自以為的洩露、出賣等等,都是美國當局藉機玩臺灣當局的結果。實質上,FBI至遲在1984年10月底前,已然掌握所有證據,包括刺客吳敦、董桂森丟棄的作案手槍。這時,美國當局要獲得的是,蔣王朝必須到此為止,小蔣身體狀況日薄西山已經不是祕密。而臺灣內部,由於蔣經國健康欠佳,事權分散,早已漸入失控狀態。失控最嚴重的部位,便是特務統治的黑洞衙門,「情治單位」。

美國將江南案做了最優化的運用,實際迫使蔣經國進一步本土化、民主化。

即此一端,也可見美國制度本身的功力。就案件本身而言,10月22-31日時段,美方所知必大於蔣經國本人所知,蔣經國這時也可算是集權專制的「受害者」,蔣王朝的走狗們必定心存僥倖,不敢老老實實向小蔣報告清楚,等於美台兩端都跟蔣經國擠牙膏似地,各懷鬼胎地、一點一點地,將實情透露。

美方大概透露了一些狀況給臺灣,以至於「一清專案」,雷厲風行,瞬間4千多臺灣黑道分子,掃個乾乾淨淨。所有「本省掛」「外省掛」,全都網羅殆盡。而這也有意外的後遺症,外省掛竹聯幫幹的爛事,「連累」全部黑道坐牢,不料,很快真相大白,牢裡眾本省掛老大們,一來氣憤不過,二來學到竹聯幫「聯」起來的風光,便歃血為盟,串聯出「天道盟」,成為1985年之後臺灣最大黑幫。白道本土化,黑道也本土化,一起成為「後蔣經國時代」最大勢力,迎合選舉與黑金政治,儼然漂白成地方角頭、操縱地方選舉與各種非正規商業利益。

11月27日,三藩市警方宣告江南謀殺案偵破,案發當日在老劉家裡電唐樹備總領事、並問了我幾句話的警官,向記者會宣布:臺灣情報局勾結黑幫,派人謀殺了江南,全案偵破、結案。警官私下告訴我:FBI介入的「大案」,哪會告知地方員警實情?好在大家合作已有默契,警方樂得等因奉此、照本宣科,媒體面前風光一下……,享受破案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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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發動江南案的目的?

現在,當年的資料浮出更多,我看,實情應該是:1、實際,1981年之後的蔣經國,健康差到已經不能當個集權專制的頭頭。無奈木已成舟,特務體系已龐大到自成權力中心,當沒有人去認真節制它時,它就自己發威嘍。

我不相信小蔣會下這種命令,小小蔣則沒資格下令。誠然,老蔣時代,對異議分子「殺無赦」,家常便飯,抗戰前後,楊杏佛、史量才、聞一多、李公樸,都死於刺殺。老蔣的黑道作風,造就一批「為領袖分憂」「為領袖翦除政治敵人」的特務傳統。但小蔣不像老蔣那樣只有小腦,他蠻知道國民黨在內地敗亡的根本原因,別忘了,小蔣具備上海打虎失敗的教訓。

汪希苓等會如此胡搞,只能是小蔣對政局失控的一個反映吧。

根本原因,是小蔣身體已壞到無以操作集權專制。這是專制禍害的最大反射,養了一班鷹犬,卻管不到了、它們自己做主去咬人了。

2、即便從江南案的善後措施,處處可見臺灣政府的因應無方。不是那時的臺灣沒有人才,而是專制體系下的習性,使得體弱的頭頭任其下屬毫無邏輯地亂整。這還不是簡單歸咎於「官僚系統」就了得了的。

江南委員會請出王靈智教授為「主席」,他對美國操作權力或影響力的方式,十分熟悉。江南遇刺第二天,王靈智已經分別發信給美國司法部長和三藩市最大報《三藩市紀事報》總編輯,提醒他們:這件可能的外國人在美國進行政治暗殺美國公民的嚴重性。使得美國當局不能「運作」淡化或淹掉案子。

葛奇科律師Garchik則大腦清晰地告訴委員會,他獨立難當此重任,必須聯合一個「大律師」出面。我就建議請Jerome Cohen柯恩教授擔綱,處理法務,實際是政務。那時,美警方已宣告破案,臺灣當局把汪希苓等都抓起來,要進行審判。江南委員會透過長途電話,請黨外的謝長廷、陳水扁等,當委員會的在台代表律師,但臺灣當局當然不讓他們旁聽審判。葛奇科申請去臺灣旁聽,臺灣不給簽證,但臺灣當局卻不敢拒絕柯恩教授,因為柯恩那時已經當過哈佛法學院副院長,門下高徒有呂秀蓮、馬英九等人,而且他還是美國民主黨的中國問題智囊之一。

反觀臺灣,那時似乎沒有人可以解讀美方的動作。FBI神速破案,兜得國民黨當局團團轉,臺灣方面竟然沒有人真正知道美國到底掌握此案到什麼地步,陷入完全被動。臺灣難道缺乏可動員美國的內線嗎?當然不是,仍然是頭頭虛弱、下面就得過且過,集權專制的毛病。美警方宣告破案的說法,已經給台方留了大面子(顯然,FBI並未告知警方,這是赤裸裸的外國特務越境暗殺的案例,哪個嘍囉下手,無關宏旨)。剩下的民事官司,崔蓉芝是眷村長大的國軍子弟,臺灣親友一大堆,自然不會存心「斷橋」。

而所有臺灣當局平時倚重的美國政界律師,都建議臺灣速決速了、庭外和解,認賠出場是唯一途徑。錢復藉故回臺灣一趟,彙報情況,居然得到「此事動搖國本,打官司就打官司唄」的答復。

於是,江南案雖破,繼續沸沸揚揚近十年。

最終,還是賠償了事。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3、就事論事,我還記得,江南遇刺的第二年,1985年,國際反核人士從澳洲開船前往法國要進行核爆試驗的太平洋島礁水域阻止、抗議,其中一艘「彩虹號」Rainbow示威船被人惡意炸毀。不久,澳洲政府查出此事為法國特務所為,一時間又哄傳媒體,成為另一個國際大事件。

在西方文化看來,「特務」乃進行統治的「必要之惡」。

法國特工出紕漏,法國政府摸摸鼻子,概括承受,絕不會把自己的特工頭子送上法庭公開審判,以表示特工的行為,與總統無關。法國政府出大錢安撫彩虹號的苦主們,迅速平息這件國際醜聞,處理的無影無聲,法國政府也就不必在國際輿論露面出糗。

我當然沒想到,國民黨當局對江南案的處置,如此迥然不同。

這不禁讓我感到,海峽兩岸跟國際接軌之心,激情有餘、理智不足。

何況,統治的藝術,古今中外都一樣,威權不過是道紙糊的牆,捅破了,就再也威權不起來。

「後蔣經國時代」的臺灣政治生態,1984年底已然定案。

本文整理自《中華民國這回事——一位江南事件親歷者的觀察》,原作者陳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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