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推翻了滿清!?晚清最後救危圖存的幣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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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說道光的「敗由儉」

 中國有一句名言:成由儉,敗由奢。

農耕民族,因為一年有四季,偶然還會有水旱蝗災,節儉不但可以越冬,而且可以保證在災難來臨時,有抵禦災難的能力,這本無可厚非,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但是,這種「儉」只是一種持家的原則,而不是治國的理念。我們知道,國家經濟建設、國防建設,是萬萬不能「儉」的,在不該省錢的地方省錢,必然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

道光皇帝,就是這樣一個人。

嘉慶帝駕崩後,道光帝即位。此時的大清王朝,已經在諸列強面前顯示其落後、孱弱的一面。在治國理政方面,他盲目推崇「節儉」之風,甚至連軍費開支都大大縮減。造成舉國上下一片積貧積弱的景象。朝野上下表示出了嚴重的不滿:乾隆皇帝時,東伐西征,兵強馬壯,耗費銀兩無數,相反還是太平盛世。而如今崇尚節儉,老百姓卻越過越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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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行樂圖」,可窺得道光帝簡樸的日常生活

更可笑的是,道光帝到了國家生死關頭時還想著「節儉」二字。當時林則徐奉命查禁英國商人的鴉片,英商允諾,他們的鴉片也是從批發商處抵購的,因此,只要清政府以茶葉來抵扣這些鴉片,讓他們對自己的批發商有個交代,他們就立刻回國,並保證不再往中國銷售鴉片。且不論這些商人是否在扯謊,但清政府只要馬上拿出足夠的茶葉,並把這些商人驅逐出境,至少為「鴉片戰爭」的爆發爭取到控制局勢的主動權。

面對這個消息,林則徐滿心歡喜以為道光帝會答應,結果道光帝看到奏摺之後,心頭不悅,竟然不准──此時英國商人已經等得不耐煩。林則徐無可奈何,情急之下只好讓地方籌措經費,迅速禮送這些商業侵略者出境。結果,等林則徐籌措到了經費之後,英商們的求援電報早已發到倫敦,英國議會已經決定派軍艦前來。

歷史地看,道光帝的節儉反映了他不自信的內心世界。到了道光一朝,清王朝雖然還是大清王朝,但世界已經不是當年的那個世界。不知名的小國葡萄牙、英吉利、法蘭西接踵而至,道光帝自己也不明白這個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

筆者認為,在殖民與被殖民的世界格局下,以及源源不斷的鴉片交易,中國的白銀不斷外流,而且,當時的中國人還沉浸在昔日的「康乾盛世」的大夢中,道光帝的祖父乾隆皇帝所開創的「千古偉業」,還不足五十年就快到他手上一敗塗地,國庫入不敷出。因此,在這樣的局面下,道光帝想不節約都不行。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道光帝陷入了「越窮越儉,越儉越窮」的惡性循環。他沒有跳出簡單的、對於自身道德的叩問,走向世界、人類與歷史的高度來重新審視這個國家,而是不斷在禮儀倫理上做過度的闡釋。

作為一位來自於金戈鐵馬游牧民族的皇帝,道光帝的身上顯示出了近似於晚明諸帝一般的無能與懦弱,這是非常遺憾的。歷史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道光帝是從中國古代跨向近代時期的執政者,因此,他反映了中國的民族性遇到世界性、現代性時的尷尬。筆者以為,這一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十年前,康奈爾大學教授林珍珠(Jane Kate Leonard)曾寫過一本書,叫《遙控:道光皇帝對大運河危機的治理,一八二四~一八二六》(Controlling from a far: 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裡面就提到道光帝既想節約,又想辦事的兩難尷尬,導致大運河的漕運危機貽患後世。而清史泰斗蔡東藩先生對道光帝有更為客觀的評價:「徒齊其末,未揣其本,省衣減膳之為,治家有餘,治國不足」。

我收藏了一枚「道光通寶」,輕薄質樸,猶如道光帝本人的執政風格。比起「康熙通寶」與「乾隆通寶」的厚重來說,「道光通寶」確實遜色一籌。據野史記載,道光帝為了貫徹其「儉風」,甚至要求鑄幣局要減少用銅量,結果導致「道光通寶」成為了清史上最輕薄的錢幣之一。無怪乎歷史學家孟森先生曾以「庸暗」來評價道光帝執政時的中國,竊以為,此兩字雖不中聽,但卻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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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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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重寶:晚清危局自此始

歷史學界有個詞,叫晚清。

這些年,這個詞越來越受到學界重視,被認為是研究中國與全球化、世界性與現代性關係的重要時代。但是,「晚清」卻不是一個好聽的詞彙,意味著大清國的基業搖搖欲墜,「晚」即「末」也,反映了清王朝江河日下、走向衰頹的歷史必然。

筆者認為,「晚清」之「晚」,應從咸豐皇帝說起。

自咸豐帝開始,因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需要,一批漢族知識份子如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張之洞、李鴻章及其後的盛宣懷、唐廷樞等人,開始大量進入朝廷中樞機構與地方政府。與此同時,清廷開始進行「洋務運動」,這些漢族知識份子又成為這場現代化運動的主心骨。

清朝建立後,從來未曾忽略過漢族知識份子的重用,但與此同時的是,一批滿族貴族卻因為政權的建立,而疏於個人素質的提升。因此,到了咸豐年間,八旗、綠營基本上已經喪失了戰鬥力與治國參政的能力,漢族知識份子成為了晚清歷史舞臺的主力軍。

這當然是好事,見證了漢族知識份子的能力,也反映了多民族共同創造歷史的大歷史觀。但這從另一個側面也暴露出「晚清」的歷史特徵:即對於滿族這個

民族精神、文化的戕害。自道光以降,滿族貴族多半吸食鴉片或狎妓、酗酒,甚至盜賣家當以換來鴉片,早已失去了「馬背上的民族」這一彪悍的秉性,而是淪為了臥榻上吞雲吐霧的浪蕩公子。無怪乎一位歷史學家曾感歎:「亡清者,非革命黨也,乃滿(族貴族)也」。 

這種令人惋惜、忿恨與不甘衰退,從咸豐始,一直延續到清朝覆滅。「八旗子弟」從曾經令人懼怕的金戈鐵馬,淪為了後人用來形容紈絝浪蕩破落戶的代名詞,這不但是一個王朝、時代的悲哀,也是滿族這個民族的無奈。

在這種語境下,滿族官員與漢族官員的矛盾進一步加深。漢族官員主張革新、改良、興洋務,除卻恭親王奕訢等少數改良派官員之外,大多數滿族貴族都是頑固守舊派。主張固守「祖宗成法」,對於舶來的商品、文化與思想可謂恨之入骨。甚至明裡暗裡對漢族洋務派官員指指點點,或是背後「打小報告」,他們逐漸構成了束縛整個晚清走出困局的最大障礙。

滿漢衝突爆發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咸豐年間的嚴重通貨膨脹,這是清朝走向衰亡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前面說過,康熙年間,政府為了防止通貨膨脹,開始允許各省鑄幣,用來平衡省內通貨。這本是一個創舉,但到了咸豐年間,局勢發生逆轉,東南沿海戰事不斷,割地賠款是家常便飯,太平天國風起雲湧,白銀嘩嘩外流,國內稅賦難以為繼。而且,國內銅礦的銅都優先供給軍需。國內鑄幣的銅不但不夠用,而且原來的面額也因為通貨膨脹而貶值。滿族貴族、大理寺卿恒春提了一個方案:鑄造大錢「咸豐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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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重寶

所謂大錢,就是比原來的錢要大一些,但是背後所標注的面額卻嚇死人。不但有「當十」而且還有「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等五種,甚至用鐵和鉛來冒充銅,成為了全天下的大笑話。這樣濫發鈔票的貨幣政策雖然可以節省不少貴重金屬,但卻給中國社會帶來了深重的通脹災難。

這種做工粗糙,沒有絲毫審美價值的「咸豐重寶」,讓中國農村市場的米價大跌,使得咸豐一朝民不聊生,但卻大大促進了白銀的外流,構成了「寧與外邦,不給家奴」的真實寫照。分管糧稅的戶部侍郎王茂蔭先後向咸豐帝遞交了《條議鈔摺》與《再議鈔法摺》,意圖叫停大錢鑄造,改發行國家信用的紙鈔,採取強制性的「良幣驅逐劣幣」措施,進以平衡白銀外流這一問題。果不其然,這條摺子引起了滿族貴族的集體抗議。

王茂蔭無可奈何,只有向咸豐帝求饒。「請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以謝天下」。當然,咸豐帝也沒有懲處王茂蔭,但大錢還在鑄造,僅咸豐一朝,中國經濟就從康乾盛世打下的老底子,跌落到了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朝廷上的滿漢之爭還在持續,形成了蔓延晚清半個世紀的「黨爭」,這為今後戊戌變法的失敗、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打下了政治基礎。

「咸豐重寶」反映了咸豐年間的時代變革與政治亂象,是晚清中國社會的縮影。我有不少枚「咸豐重寶」,剛開始收藏古幣時,我總懷疑這樣粗糙的錢幣是後世仿造的贋品。但當我讀到這段歷史時,對於「咸豐重寶」的這種粗糙做工,亦不再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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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的「幣制改革」

我們知道,中國歷史的錢幣有過幾種形態。一種是原始社會的貝幣,即用貝殼代替貨幣,進行交易;到了奴隸社會,根據日常生活的農用器具如刀、鏟的樣子,鑄造出了刀幣、鏟幣(又名布幣),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始鑄方孔圓幣的「半兩錢」。這樣的方孔圓幣,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了兩千多年。

終於,它們在光緒年間,要退出歷史舞臺了。

只是這種退出的樣態,有點悲壯。

晚清洋務運動愈演愈烈,到了光緒年間,西方文化在中國社會中已經佔據了相當的一席之地。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改良時局、呼籲君主立憲的聲音不絕於耳。為了與「國際」接軌,一八九八年,光緒帝終於決定幣制改革,在全國推行英國機器鑄造的「銅元」和「銀元」,逐步替代流傳幾千年的方孔圓幣。當然,為了防止社會動盪,方孔圓幣也照常發行,只是數量大不如前。

為什麼光緒帝會進行幣制改革呢?

前面我們說過,咸豐朝做過一次荒唐的「幣制改革」,在滿族貴族王公大臣的推動下,發行「咸豐重寶」大錢,導致銀價上漲,米價下跌,國庫空虛,民不聊生。到了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禍國殃民的「咸豐重寶」遭到全國人民的一致抵制。因此,同治年間又恢復小面值方孔圓幣制錢的使用。但是由於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與租界經濟的繁盛,大量白銀外流,國民經濟始終在崩潰的邊緣遊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福建、廣東兩省曾在鑄錢時減少銅的添加,鑄造「光緒通寶」小制錢,但這對於整個帝國的經濟危機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鑄了幾年後,不得已,相繼關閉了鑄錢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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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元寶

如何平衡銀本位制下的貨幣流通,提高官方貨幣的購買力,進而緩和社會矛盾?這個問題不但困擾著光緒帝,也困擾著朝堂上所有的滿漢大臣。他們不得不開始考慮如何重新改革幣制,以實現這一目的。

二十世紀末,福建、廣東與江蘇三省又走到了幣制改革的前面。當代的地方官員認為,與其鑄小錢或粗劣的「重寶」,不如與國際接軌,鑄造精美的機鑄銅元。果然,精美的機鑄錢「光緒元寶」鑄成之後,在當地流通甚廣,民眾也相當認可。光緒帝遂下詔:「近來各省制錢缺少,不敷周轉,前經福建、廣東兩省鑄造銅元,輪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間稱便。今日江蘇仿照辦理,亦極便利,並可杜私鑄私銷之弊。著沿江沿海各督撫籌款仿辦,即就各該省搭鑄通行,至京師制錢亦應照辦」。

這篇篇幅不長的聖旨,卻在中國經濟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因為它意味著方孔圓幣即將退出中國歷史舞臺,中國將採取西方的標有面額的現代金屬鑄幣模式,與國際接軌。雖然這難以解決當時中國社會的通貨膨脹,但是這卻反映了中國社會在變革中緩慢前行的趨勢。

「幣制改革」是以「洋務運動」為主體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運動的產物,也是西方工業文明、經濟制度在中國的投影。據不完全統計,光緒年間,全國各省鑄造的銅元、銀元累計百萬枚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白銀的外流,提高了貨幣的兌換率,也在客觀上減輕了人民群眾的經濟負擔。歷史地看,銅元對於製錢的替代,反映了中國的貨幣體系從古代進入到了現代,「面額」這一概念首次真正地引入到了中國,這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值得一提的是,負責督辦這件事情的,恰是一代名臣張之洞。他既是「洋務運動」後期的代表人物,也是漢族知識份子的傑出代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之洞不但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有著深謀遠慮的經濟學家──「銅元」這一新生事物一直沿用至今,即我們今天隨處可見的硬幣。

在光緒年間,除了幣制改革之外,也有許多其他可圈可點的現代變革,譬如廢除科舉考試,實行「預備立憲」,建立員警制度等等,這些都為後來中國社會的現代性進程提供了豐富而又切實的經驗,如果我們跳開單純的王朝歷史,而是進入到了中國社會的大歷史來看的話,這些都是有積極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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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漢,並不信滿

宣統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年號,看過長篇回憶錄《我的前半生》或電影《末代皇帝》的人,對於這個年號,應不陌生。一個幾歲的小孩子,被抱上了金鑾殿,皇位坐了剛滿三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成為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這個小孩子,也在人生中經歷了張勳復辟、驅逐出宮、偽滿洲國等一系列變革之後,終於洗心革面,成為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並應邀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從皇帝到公民」,既是溥儀的轉變,也見證了整個中國現代史的風雲變幻。但是宣統帝在位的三年裡,中國社會還是發生了不少變革的,準確地說,應該是大變革。無論是各地的「革命黨起事」,還是「皇族內閣」,實際上都反映了一種現代化的嘗試。

我們知道,「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是洋務運動以來,清王朝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但是可惜的是,經歷了洋務運動之後,中國的經濟、軍事確實有了現代化的影子,但在甲午海戰中,依然一觸即潰,淪為「三島倭奴」日本的手下敗將。對於朝野上下而言,這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

因此,學習日本的「明治維新」成為了當時清王朝不少有識之士的主張。尤其是日本通過王政復古、廢藩置縣與內閣制一系列政治革新,迅速成為亞洲強國的經驗,為清王朝所欽羨。

早在光緒年間,清王朝就逐步實現了一系列的「立憲運動」。包括「五大臣出洋考察」、「下詔預備立憲」並頒布《憲法大綱》等等,到了宣統元年,各省諮議局開始選舉,資政院也開始「開院」,全國一片要求「開國會」之聲,一切有模有樣,看起來還像「那麼回事」。

到了一九一一年,也就是宣統三年,清政府決定裁撤軍機處,改設內閣,按照日本、德國的模式,來進行中國的立憲探索。從準備至實施,一共僅六年時間。內閣學士文海與內閣中書王寶田就共同認為,中西風俗、國情不一樣,如果照搬照抄,必然會引起排異現象。對於「立憲」是否能救國家於危難,應從長計議。

裁撤軍機處之後,清廷慌不擇路地宣布了「內閣名單」,其中十三名大臣中,滿族九人,漢族四人,而且其中還有總理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海軍大臣等七人實權者是皇親國戚,消息傳出後,舉國公憤。輿論稱其為「皇族內閣」,認為此內閣的「立憲」有名無實,與當年的軍機處無異。譬如《申報》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新內閣不過為舊日軍機處之化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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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內閣合影

平心而論,這些官員也盡非顢頇無用之人,譬如司法大臣愛新覺羅‧載昌是積極的立憲推行者。但清廷這樣的人事布局,卻在社會矛盾高度激烈的當時激起了共憤。這反映了,清廷到了歷史關頭,都保持著狹隘民族主義甚至「家天下」的思想,關鍵時機仍以「宗室」為主,不但排斥了漢族知識份子,甚至對滿族知識份子也是「謹慎使用」。這無疑失去了全國各階層的信任與認可。

御史胡思敬曾批評「皇族內閣」的虛偽:「其小人無知者,疑皇上以天下為一家之私物,不信漢,並不信滿,各懷一自外之私心,由是國家漸成孤立之勢」。在這樣的語境下,一大批滿族知識份子、官員與有識之士也都對宣統帝離心離德,認為這種「內閣」連康熙、乾隆年間的「滿漢一體」的內閣都不如。

錯誤的民族政策與狹隘的民族觀,導致了「皇族內閣」的迅速破產。就在「皇族內閣」粉墨登場不久之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清王朝走向了末路。起義軍攻城克地一路,「滿洲世僕望風而逃,棄城守如敝履,視朝命如弁髦」,可見清廷離心離德到了何種地步。

「不信漢,並不信滿」是「皇族內閣」的本質,也是晚清政局的一個特徵。晚清是漢族知識份子唱主角的時代,以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盛宣懷為代表的漢族官員,為延緩清政權的垮臺,確實殫精竭慮,做了不少貢獻。但是清廷的皇親國戚對他們並不信任,而且更有甚之,連滿族官員也受到保守派皇親國戚的排擠,這不得不說是清廷的悲哀。

我曾經有幸獲得一枚「宣統通寶」的機鑄錢,好端端的方孔被圖方便鑿成了圓孔,結果成了一枚看起來有些滑稽的貨幣,如當時的「皇族內閣」一般不倫不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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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通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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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開新面

辛亥革命一聲槍響,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告別了封建王朝,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這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雖然成立得非常倉促,但卻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新的中華民國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號,這意味著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共和國,首次站在了世界的舞臺上。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裡面有這樣一段: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樣的論調,以前是從未有過的,包括孫中山自己。早年孫中山發動革命時,曾因為自身的階級侷限性一度提出過大漢族主義的口號「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隨著自身革命閱歷的增長,孫中山不但不再主張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復仇口號,相反,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還主動表示與這種錯誤的思想觀念決裂。他認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

「五族共和」是由孫中山提出的、全新的民族主義觀,深刻地反映了孫中山的政治思想,是歷史的進步,也是對晚清狹隘的民族主義觀的一次清算。意味著孫中山從狹隘的暴力革命與大漢族主義轉向了國家建設的「三民主義」,無疑是歷史的巨大進步。

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封建時代,並沒有「五族共和」一說,只有「華夷之辨」,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既與人類學、人種學與民族學等現代科學傳入有著必然聯繫,也與西方列強的入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英、法、美、日等列強的進入,使得中國人不再糾結於狹小的「民族」區分,而是作為中華民族這個整體,集體向列強發出「東方醒獅」的怒吼。

在這樣的政治理念上,中華民國政府破天荒地成立了「蒙藏事務局」(後更名為「蒙藏委員會」),相對於清代管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而言,「蒙藏事務局」則在法理上與科學上更進一步,反映出了中華民國政府對於民族問題更加具有現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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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員會咨文

而且,蒙藏事務局剛一成立時,班子成員就體現出了「五族共和」的特點。其中包括蒙古族的「總裁」貢桑諾爾布、漢族的「署理副總裁」姚錫光與滿族的「副總裁」榮勳。雖然他們三位都是清廷的舊官僚出身,但是都是「五族共和」的擁護者。以「總裁」貢桑諾爾布為例,他做了十六年的「蒙藏事務局」的總裁,期間做了不少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工作,不但身體力行團結蒙古族、藏族的佛教領袖,而且還在少數民族地區創辦了白話報,在基層民眾中宣傳「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

拙友劉大先博士對貢桑諾爾布的歷史功績有過專門的考證,早在一九二○年代,貢桑諾爾布就在西單石虎胡同興辦了「北京蒙藏學校」,自任校長。期間,李大釗、鄧中夏、趙世炎等共產黨人曾在此學校授課,而烏蘭夫、李裕智等進步學生,也是該校的傑出校友。從這點來看,「蒙藏事務局」的歷史功績,理應被後世所銘記。

當然,相對於「五十六個民族」來說,「五族共和」顯然有其侷限性。但作為一個現代國家,這卻是對於自身民族的先進認識。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一直在努力踐行「五族共和」的理念,並且對於清朝王室,一直採取優待政策。

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上,「五色旗」意味著「五族共和」。在政權初肇的一九一二年,民國政府發行了一套「開國紀念幣」,錢幣的正面就是「五色旗」。「五族共和」已經超越了簡單的民族學、政治學專有名詞的範疇,成為當時舉國上下念茲在茲的一個概念。

這裡有個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頗為有趣。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曾專程去了清廷「攝政王」載灃家中,拜訪載灃。這讓載灃受寵若驚,而且孫中山還贈給載灃一張自己的照片,上面寫著。「醇親王惠存,孫文贈」。

據說,一九五一年載灃去世前,床頭書桌上一直擺放著這張照片。

本文節錄自《讀錢記──誰把歷史藏在錢幣裡》,作者韓晗
編輯/整理:杜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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