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難訴──背著 「漢奸」罪名的諜海才女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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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才女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寒風凜冽,大地冰封。在北京朝內大街203號文化部大院裡的一間只有十平方米大的筒子樓宿舍裡,住著一位疾病纏身、孤獨寂寞的老婦人,她滿頭灰白頭髮,一臉憔悴疲憊不堪的神態,彷彿再也支撐不下了。這天是星期天,經常來幫她整理文稿的朋友陳慧芝照例回大女兒家去團聚了。一大早老婦人對請來照料她的保姆金正英說,要放她一天假,讓她去會會老鄉什麼的。在保姆走後,她就緊緊關上了大門,她整理好了床鋪,又整理好自己,在整理好那個陪著她多時的布娃娃,然後從容地將安眠藥放入口中,再從容地抱緊那個布娃娃,就像母親緊抱自己的孩子一般,她平靜地在那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躺下,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她從此就再也沒有醒過來了。她是女作家關露。

十二月十八日,文化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召開「悼念關露座談會」,四十多人參加,主要有周揚、丁玲、陳明、艾青、夏衍、梅益、姜椿芳、周巍峙、馮牧、楊沫、嚴辰、王亞平、柳倩等人。還有一個最想不到、但也許是關露最盼望的與會者是王炳南。大家差不多都發言了,講得最動情的是丁玲。她說:「她是一個善良的人,甚至有點傻,總是犧牲自己。她的心靈負了傷,孑然一身,沒有親人,她是很寂寞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王炳南說:「她由於黨的工作需要,深入敵營。但外界不了解她的真實情況。我認為,讓一個已經馳名的左翼作家去當『文化漢奸』,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是不妥當的。她是一個忠誠的戰士,為黨做了許多工作。」

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原籍河北延慶縣,一九○七年七月十四日生於山西太原。父親胡元陔在山西為官,十歲時父親去世。母親徐綉鳳以當小學教員的微薄收入,撫育幼小的關露及小關露兩歲的妹妹胡壽華(胡綉楓)。關露在太原的師範附小讀書,晚上跟母親學古文,讀四書五經等,從此她愛上了文學。好景不常,十六歲時母親又去世了,關露在生活無著下,只得隨二姨母到南京。關露努力上進,用功讀書,幾經曲折,終於在一九二八年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學。入學的頭兩年,她唸的是文學系,她有系統地學習了文學知識的理論,並閱讀了大量的名著,奠定了厚實的文學功底。後來她受到宗白華先生的影響,就轉到哲學系去學哲學和美學。在此期間,她經同學鍾潛九的引介,結識當時已在南京文壇初露頭角的張天翼、歐陽山以及途經南京滯留的胡風等人。她開始寫了一些短詩和短篇小說,她還被邀參加由歐陽山主編的文學刊物《幼稚周刊》的編輯工作,從此她步入了文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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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三一年夏天,關露離開中央大學,來到上海。當時鍾潛九已是中共地下黨員了,在鍾潛九的鼓舞引導下,關露也投入了工人運動。不久,又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一九三二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而在這年她和沈志遠同居了,那是她的初戀。沈志遠,又名沈華生,浙江蕭山人,一九○二年生。一九二五年加入共產黨,次年受上海黨組織的派遣,赴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學習,主攻政治經濟學、辯證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西方革命史、中國革命問題等多種課目,修業期滿後,再入莫斯科中國問題研究所當研究生,並以優異成績畢業。他除了具備深厚的馬列主義理論外,還精通俄、英、德數國語言,在共產國際東方部中文書刊編譯處工作時,參與翻譯出版《列寧全集》六卷集中文版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底,他回到上海,很快地成為關露的妹夫李劍華的座上賓。李劍華當時是上海法學院暨復旦大學的教授,他們的家在法租界的西愛咸斯路(現名永嘉路)的慎成里。作為「社聯」的活動據點,李家成為許多人士聚集談天的場所,沈志遠也經常來到這裡。而當時關露住在拉都路(現名襄陽路)租來的公寓房,離妹妹家不遠,所以幾乎天天到李家。經妹夫李劍華的介紹,她就認識了沈志遠。

據傳記作家周宗奇的描述,兩人相見恨晚,兩情相悅,讓他們有說不完的話題。聽說麥琪路一家俄國人開的小咖啡館就成為他們談情說愛的去處。在那裡他們談詩,中國的、外國的;談詩人,普希金、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談革命,談前程,談世界、社會、家庭、人生……,總之,有談不完的話題。有次他們來到畢勳路新落成的普希金銅像前,關露再也按耐不住一腔激越的詩人之情,她為她的戀人背起普希金的那首名詩:

我的聲音你聽起來既親切又鬱悒,
在昏黑的深夜打破了四周的幽寂,
床邊的蠟燭照亮了淒清的長夜。
我的詩句像溪水般淙淙地流瀉,
它傾訴著對你的愛情、情深意長。
黑暗中你的眼睛對著我發亮,
我聽到你低低的聲音,
親愛的朋友,
我愛你,我是你的……

很快兩人同居了,這時沈志遠擔任中央文委委員兼中共江蘇省文委委員,還擔任「社聯」常委,參加編輯《研究》雜誌,可說是忙得團團轉;而關露也沒閒著,她正式的職業是歐亞航空公司的英文翻譯,時寄上主要精力仍放在「左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陸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發動了有名的反蔣「閩變」。蔣介石又氣又恨,在上海大肆搜捕抗日愛國人士,到處充滿白色恐怖。此時關露正忙著為聶紺弩主編的《中華日報》文藝副刊組稿,而聶紺弩的住處已被國民黨特務盯上了,關露也在抓捕之列。妹妹胡綉楓接到組織通知後,馬上告知關露火速離開上海。由於事關緊急,關露也顧不得等沈志遠回來,她趕忙收拾簡單的行裝,遠走湖南長沙劉道衡先生家暫住,臨行前只給沈志遠留了一封短信。

這一走就是三個多月,直到第二年春天,關露剛回到上海,一對情人尚未好好團聚,沈志遠方面又出事了:他的胞弟突然被捕,一下子就牽連到他。按照組織意見必須迅速離開上海到鄉下去。也許是關露上次的不告而別傷了他;也許是這次胞弟的變故嚇著了他,總之他的情緒低落,總是沉默不語。臨到關露送他上火車時,他才掏出一封預先寫好的信遞給關露,那是一封「絕情信」。火車開走了,所愛的人也走了,原本熾熱的戀情熄滅了,關露的心碎了……她回到住處,一任痛心的淚兒流淌,她寫下〈別了,戀人〉的詩──

淚滴,
繁星,
夜的海洋。
話別時候的嘴唇,
你說,
別了啊,戀人!
……
千百樣的別離情景,
使得你悲咽,
在悲咽中前進。
為了你的生存,
回顧不了那剛從你的臂裡
消失了的微溫;
回顧不了那
秋晨的眼睛,
玫瑰的臉頰,
那酥暖的胸膛,
嫣然一笑的面影。
在一切不回顧的當中你去了,
去遠了!
到如今,
再也不能看見你的背影,
你的一切都不留存,
留下的只是那封信……

在三○年代的上海,才情畢現的關露,在各大報刊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歌、散文、小說、評論及翻譯作品。如果不是後來她接受中共地下黨的另一向工作安排,「關露」的名字是可能和丁玲、張愛玲等女作家齊名的。但由於她接受了這項任務,從此也接受了命運的戲弄,使她在後半生裡飽嚐了難以言宣的磨難與羞辱。

當時組織原本是要派她的妹妹胡綉楓打入汪偽特務機關去做策反的工作。因為關露姊妹和汪偽特工頭子李士群有舊,因此組織才打算讓胡綉楓去接近李士群,但又考慮到她已經和丈夫李劍華好不容易已打入國民黨上層,此時又遠在湖北宜昌,而關露恰在上海,於是便決定由關露代替妹妹打入魔窟「七十六號」。

關露忍辱負重,背著「漢奸」的罪名,出入「七十六號」,與李士群周旋,與大大小小特務的太太周旋,在牌桌、酒宴、舞場上獲取了不少有價值的情報。面對以往同志的任何不理解甚至惡意的攻擊,她都沉默以對。與其說是她堅守對潘漢年的諾言──「我不辯護!」,不如說是她用赤誠忠心表明自己對信仰的近乎癡迷的堅守和維護。

外交才子王炳南在將近半個世紀後回憶說:「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後,黨派我到上海工作,關露和王安娜很接近,和我們家常有來往。我經常在報紙、雜誌上讀到她的作品,還讀了她寫的中篇小說《新舊時代》。一九三八年我離開上海到武漢,後來又到重慶,我們在上海的家就交給了關露,很長的時間裡她一直住在那兒。有一個時期由於兩個地區通訊不便,我們之間一度失去了聯繫。後來她介紹一對青年夫婦到重慶來找我,才知道她由於黨的工作需要,深入敵營。但外界不了解她的真實情況,因為她到東京開過會,上海有些小報罵她是『漢奸文人』,這對她的精神壓力很大。」

由此觀之,關露與王炳南的相識應早在一九三七年初,她還沒有投敵之前,兩人曾交往一年多,只是當時王炳南已婚。王炳南一九○八年生於陝西乾縣,十七歲在三原中學加入共青團,次年加入共產黨,二十歲在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做地下工作,深得楊虎城之信任,先資助他赴日深造,緊接著又送他去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政治學。在德國期間,他曾任德共華語組書記、旅歐華僑反帝同盟主席等職。一九三五年風華正茂的王炳南與出生在西普魯士的同齡女郎安娜利澤(後改名王安娜)在傾心相愛後於倫敦喜結良緣。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王炳南回國作楊虎城將軍的工作。夫婦倆即取道西伯利亞回到西安。王炳南繼續在楊虎城的西北軍做事,公開身份是楊虎城的秘書。

而至於王炳南所說的「她到東京開過會」的事,是已晚到一九四二年的事了。那時組織上級通知關露已經另外派人到「七十六號」去了,她可以不用再和李士群糾纏了,當時關露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解脫。怎知,幾天後她又接到通知,要她去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當編輯,在《女聲》社社長、日本左翼女作家佐藤俊子的左翼友人中,暗中尋找日本共產黨,借機搞一些日本的情報資料。而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在東京舉辦第二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關露受上級指示出席了大會,並作了〈中日婦女文化之交流〉的講話,再次頂著「漢奸文人」的帽子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傳記作家宗道一在文章上說:「令人遺憾的是,抗日戰爭勝刊後,王炳南和王安娜在異國孕育出來的愛情走到了盡頭。十餘年來的情愛,徹底劃上了無可奈何的句號。其實,夫婦間感情縫隙早在抗戰勝利前就已隱隱產生。人們毋須去追索那種種不足為外人道的緣由,也許婚姻的發生和解體從一開始就同時孕育著。二十年後,這位被八路軍最早授予少將軍銜的王安娜女士平靜地回憶了當時的情景:『幾次長談之後,我和炳南決定,與重慶的告別之時,也就是我們的分離之日。這次分手是暫時還是永久,我們還不清楚。使我們分手的因素很多,但使我們結合的原因也不少。所以我們兩人都贊成暫時先分手,它將來也許會導致我們的重新結合,或者到即使決心離婚,我們也不會太難過。……或許,我們重新恢復夫婦關係的確是沒有希望的了,那麼還是趁著我們之間還沒有發生更大的糾紛,像好朋友似地分手好。』」

就在王安娜與王炳南揮揮手、分道揚鑣的時候,關露走進了王炳南的情感世界。抗戰勝利後,關露天真地以為可以重新回到左翼作家的陣營裡,再次感受來自同志間的溫暖和信任。不料,國民黨政府懲處漢奸的通緝令,赫然有她的名字。周恩來曾建議有關部門將關露轉後到新四軍去。作為與關露已經兩情相許的王炳南,自然更加關心,他找上將赴上海工作的老朋友夏衍,請他務心親自設法把關露安全護送到蘇北解放區。據周宗奇的描述說:「當關露安全抵達新四軍總部所在地,被安排到浙東縱隊文教處工作,並給遠在重慶的王炳南發出平安電報時,據說接報後的王炳南『欣喜若狂』,然後不管工作多忙,一封封的情書便雪片也似地飛往蘇北,終於使關露塵封十年如冬眠般的情感世界漸漸蘇醒,如春回大地,陽光明媚。」宗道一在文章中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王炳南滿懷希望興沖沖來到梅園新村周恩來的辦公室,他萬萬沒有想到出面干預這事的竟是敬愛的周恩來副主席和鄧穎超大姐。當他把自己和關露的一切告訴眼前這位長兄般的老領導時,他看到皺了皺眉頭的周恩來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陰影。幾天後,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以少有的口吻、語調緩慢深長地對王炳南說道:『炳南同志,關露同志是個好同志。但是由於她的這一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留下不好的名聲。不少人以為她是文化漢奸……。』『炳南同志,你長期從事黨的外事工作,如果你們兩人結合,恐怕會在社會上帶來不好的影響,這對我們開展工作並不利……』王炳南不知是怎樣走出周恩來的辦公室的,似乎也記不得鄧穎超又交待了什麼。他的心中陣陣絞痛,又好似亂麻。但是王炳南終究是一位獻身革命多年的年輕的『老同志』,漫長鬥爭生涯中,練就的堅強意志,使他很快控制住自己差不多是悲哀絕望的情緒,把一切都埋藏在心底。」

王炳南想通了,他以大局為重,他不能也沒有理由為兒女私情長吁短嘆。於是當天晚上,王炳南就給關露寫信。而當關露接到這封「絕交」信時,不啻是晴天霹靂,一下子把她震垮了。因為這件事本身成了一大引信,立刻讓當時極「左」思想帶來的整風,有了藉口:好你個關露,沒有問題怎麼會不讓你與王炳南結婚?既然組織上不讓你們結婚,你肯定就是有問題!於是她立即成為重點審查對象,於是要進行「隔離審查」,於是「你要老老實實交待所有問題」!關露就是在這樣內外折磨下患了精神分裂症。所幸潘漢年親自到新四軍當面作證,加上陳毅軍長也作了批文,關露方才度過難關。

一九四九年,關露到了北京。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一九五一年她的小說《蘋果園》被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看中,要她改編電影,因此調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一日,關露因潘漢年冤案受牽連被捕審查。在牢房裡沒完沒了地寫交待材料,一次又一次地重寫。她苦悶、煩惱,她的精神終於陷入了崩潰的境地,於是她再度精神失常。直到一九五七年才被釋放。

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在關露給妹妹及妹夫的信中說:「在監獄中有充分的時間用思想,因此我把好幾年來想寫而構思不成的劉麗珊英雄故事編好了,現在正在寫長篇小說提綱,並且已與青年出版社約好,他們非常歡迎,而且要幫我找材料。我決心而且有信心把劉麗珊寫成一本動人的作品,因為我對她了解的很多,歷史關係很深。」劉麗珊是劉道衡的長女,雖年紀比關露小很多,但卻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她在抗日戰爭中,被日寇殺害於燕北地區靈丘縣女兒溝。當年關露曾去燕北收集過材料。

文化大革命不久,她再度被捕,關入秦城監獄。在獄中,她被關在單人牢房裡,兩個月才允許放風一次。她只要稍不留神,就會遭到監管人員的辱罵與毆打。在牢房裡洗腳時不小心,在地上灑了一些水,她要被打;未按規定整理好睡鋪,她要被打;審訊時稍一不「老實」,更遭毒打;用巴掌、用拳頭,還用大串的鑰匙打她。有一次放風時,她因鞋子不合腳摔倒在地上,一個監管員過來竟用皮鞋踩她的手,她痛得大聲喊叫起來,那監管員就更使勁踩她。她在秦城監獄整整蹲了八年,直到一九七五年五月才被釋放。

出獄後一個人住在香山,恢復黨籍,在香山一個農村支部擔任支部書記,拿打了折扣的退休金度日。晚年同他相熟的電影評論家賈霽的夫人劉朝蘭在〈關露的後半生〉中說:「一九七二年以後,許多發配外地的老同志陸續回家,或探親,或看病。關露仍無消息,我都以為她不在人世了。一九七六年初,忽然接到她寄自香山東官二號要我去看她的短柬。我幾乎是跑著爬上她們前那道小山坡,和她緊緊擁抱到一起。近二十年不見了啊!她明顯地見老了。白髮增多,人很消瘦,臉頰上有病態的紅暈,我懷疑她在發低燒。她告訴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她第二次被捕入秦城監獄,一蹲八年,去年五月才放出來。和第一次獲釋時一樣,有一個審查結論,同時也留了『尾巴』,估計還是因為潘漢年案的原故。不幸的是,李克農同志早在『文革』前病故,如今還不能找到第二個替她說話的人,她十分茫然。……」。

關露絕口不提往事,也沒有怨恨和不滿,只希望黨組織能給她作一個公正的政治歷史結論。她又重新提起筆來從事文學創作,以實績來回答那些把她整得精神分裂、百病纏身的人們。她要重寫長篇小說《劉麗珊》,要修改中篇小說《新舊時代》,還準備撰文學回憶錄等等。其中《劉麗珊》長篇小說,她從一九五七年動筆,到一九六七年第二次被捕,斷斷續續寫了十年,前後又修改幾次,不幸在一九六七年抄家時被抄走,一九七五年釋放時,只還給她上半部,下半部被丟失了。因此,這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始終未能與讀者見面。

好景不常,一九八○年五月,她因腦血栓症病發,不僅記憶力受到嚴重傷害,往日的許多事情變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記不起來了,而且手也不聽使喚,連拿筆寫字都成了問題。為進城治病,住在香山是太不方便了。據周宗奇的書中說:「這事終於驚動了老朋友王炳南,他如今身居要職,乃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總算沒忘舊情,與另一位有影響的朋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梅益聯手出面,敦促文化部能在城裡給關露安排一個住處。文化部領導還算可以,很快在朝內大街203號文化部大院裡給騰出一間小房子。」

說到王炳南自從被迫與關露「絕交」之後,他很快有了新夫人──張裕雲。一九六四年王炳南升任外交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又淪為階下囚。而供職於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張裕雲,也因此畏罪自殺!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後,王炳南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與秘書長姚淑賢熟絡而相戀而結婚了。姚淑賢的夫君原是前駐朝鮮印度、尼泊爾、蘇聯大使的潘自力,「文革」中潘自力在山西霍縣病逝。「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王炳南在多年的鰥夫索居後,終於有了溫馨和煦的陽光。

而反觀關露是淒涼而孤獨的,她曾為革命獻出她的一生及她所熱愛的文學生命,但到頭來,她沒有家庭、沒有孩子,老病雙至,形影相弔,而且換來的還是一身的罵名,無盡的冤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著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令她難以承受。但她似乎有股信念支撐著,她要等待平反,正如人們為了等待黎明必需忍受黑夜一般。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平反冤案的文件終於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關露回想自一九四六年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斷被審查、被迫害,如今歷史似乎歸還了她的清白與公正了。之後,她似乎再沒有什麼值得牽掛而放心不下的事了。於是她有了與其身躺在這簡陋小屋的病床上等待死神來召喚,不如自己主動去迎接死神的恩賜。於是她自我了斷她的殘生,太苦了,關露真的活得太苦了!但願在追悼會上老友王炳南的一席話,會是她最好的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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