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吹霜:蕭軍、蕭紅的文學作品及其時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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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軍:粗獷的典型東北性格

首頁圖來源:tookapic

如果說東北作家群的主要創作特色是具有關外熱血兒女的粗獷與強悍,蕭軍可稱為其最典型的代表。

蕭軍(1907-1988),生於遼寧省義縣,原名劉鴻霖,筆名有三郎、田軍等。1917年隨父到長春入學,1925年參加吉林陸軍三十四團,兩年後入東北陸軍講武堂所屬憲兵教練處,後任過少尉軍事及武術助教等。他以「三郎」為筆名寫作詩歌、散文和小說,開始了文學生涯。1933年10月,蕭軍與蕭紅在哈爾濱出版了合著的短篇小說集《跋涉》。其中包括了蕭軍寫於1932年、1933年間的《桃色的線》、《燭心》、《孤雛》、《這是常有的事》、《瘋人》和《下等人》等六篇小說。這些作品大都寫小知識分子的窮愁生活,帶有一定的自傳性,同時也寫了下層勞動人民的不幸和初步的反抗。蕭軍以遒勁雄放的筆墨,揭示了殖民地都市中官吏、老闆等「上等人」對於貧民百姓的苛酷壓榨,表現出明顯的前進姿態。從其帶有鮮明個性印記的小說中,我們似乎可以聽到那片黑土地上的人民在反抗異族入侵的血與火的鬥爭中的吶喊。在藝術上,這些作品表現出浪漫抒情的風格,但是結構和語言都比較粗糙。

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是蕭軍的成名作,署名「田軍」,出版於1935年7月,是蕭軍最為著名的作品。由於其自身的思想藝術力量和魯迅的熱情薦介,它產生了極廣泛的影響。全書共十四章,約十四萬字,描寫了30年代初一支剛剛組成的抗日隊伍的成長和戰鬥生活,既正面刻畫了這支抗日游擊隊對日、偽軍展開的反侵略的艱苦鬥爭,又表現了隊伍內部成員之間不同思想意識與作風的矛盾衝突。與蕭紅的小說《生死場》不同,──後者寫了一個村莊自發的處於萌芽狀態的抗日意識和行動;《八月的鄉村》展示的則是正面的武裝鬥爭,在內容上可視為《生死場》的延續和拓展。

小說先由學生出身的蕭明帶領一支從敵人陣營中拉出來的僅有9人的隊伍,去王家堡子與人民革命軍的一個支隊匯合寫起,然後集中筆墨敘述由司令陳柱率領的這個支隊與敵人的幾次交鋒。鐵鷹隊長襲擊了日本兵的給養車,奪取了槍枝。為了避開敵人的進攻,陳柱下令撤退,由王家堡子轉移到龍爪崗。為了進行休整,打下了一家地主的莊院。接著,支隊要繼續轉移,蕭明留守,照顧傷員。然而,蕭明由於同司令的秘書安娜戀愛而受到打擊,陷入沮喪、低落的情緒中不能自拔,他的領導職責由鞋匠出身的隊員李三弟來承擔。作者沒有正面展開血腥的戰鬥過程,而是重點寫戰鬥生活中隊員的成長和變化。魯迅在該書的序言中熱忱地向讀者推薦:「我……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說。這《八月的鄉村》,即是很好的一部,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毀滅》,然而嚴肅,緊張,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難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蟈蟈,蚊子,攪成一團,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顯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讀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小說在抗日情緒日漸高漲的三十年代中期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在一年半時間裏銷售了七版。魯迅的話指出了《八月的鄉村》結構上的特點,表明它不是一部結構嚴謹的長篇小說。在人物描寫上,作者也沒有濃墨重彩地去刻畫主要人物,而是通過速寫式的粗線條,描繪出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的反抗者的群像。應該說,主要人物的面目是比較清晰的。這裏有作為領導者的陳柱、鐵鷹、蕭明和安娜的形象,有隊員唐老疙瘩、李七嫂、李三弟、崔長勝、小紅臉、劉大個子等人的形象。陳柱沉著老練,目光遠大,鐵鷹嚴肅、猛鷙,同時又不乏細膩的感情,他們是革命隊伍中的代表人物。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缺點或不足。知識分子出身的蕭明明白事理,富於感情,但有時不免脆弱,以至於影響到了革命事業。唐老疙瘩在愛情和紀律的衝突中,選擇了前者,結果犧牲了自己,還搭上了幾個同志的性命。作家心繫那片淪陷卻在反抗著的熱土,作品故而激情迸射。小說中多用驚嘆號,多用短句,多新奇甚至生澀的語句,粗糙,然而新鮮有生氣。軍人與「鬍子」世家的出身,加上本人對軍事的熟悉,使作家筆下的征戰圖景絕不蒼白造作,戰爭的艱苦與殘酷與作者感同身受的熱情一起奔湧沖决。作為一部嶄新的軍事題材小說,它不僅展現出由痛苦的呻吟到抗爭的民族意識的覺醒,而且也開創了現代長篇軍事題材小說的某種範式。

《八月的鄉村》在主題、構思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受過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小說《毀滅》的啟示,後者寫的是蘇聯內戰時期遠東地區的一支游擊隊在敵人圍攻下的頑強鬥爭。其主角不是個人,而是一個戰鬥著的群體。《八月的鄉村》雖有明顯的學習痕迹,但抒寫的內容卻是作者生於茲長於茲的故鄉,是與作者呼吸相通、魂夢相繫的故鄉人民奮起抗戰、反抗外侮的鬥爭歷程。題旨的莊嚴和作者創作心態的肅穆在民族危亡的特殊時代激起讀者的空前熱情。

這部小說也有一定的不足之處,比如人物心理描寫有些潦草、粗率,沒有能夠充分顯示人物自身的邏輯。此外,情感的熾熱帶來稚嫩文字尚且無法承載的重量,造成敘述中不自覺的冗贅。真誠與本色使蕭軍成功,藝術上的幼稚又使作家執著於創作探索。

《八月的鄉村》之後,蕭軍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羊》、《江上》,小說、散文集《十月十五日》,中篇小說《涓涓》等。這些作品取材頗廣,涉及到工人、農民、學生、海員、囚徒、革命者、士兵、舊職員等。它們的主題是描寫社會的黑暗,反映下層人民群眾的疾苦。與《八月的鄉村》的熱烈相比,這些小說風格沉鬱,不乏佳作。收入《羊》這個集子中的同名短篇小說就是一篇較為出色的作品。它通過政治犯「我」的眼光,著重寫了他所接觸到的幾個囚犯:兩個俄國少年急於回國,因無票乘船而被關進了監獄;一個偷羊賊,為了給母親治病偷了幾隻羊,結果這個本來身強力壯的青年農民在監獄裏被折磨致死;還有一個偷外國人大氅的小偷,因為沒有把它低價賣給一個暗探,所以被逮捕。小說以關在栅欄裏的被餓死的贓物──羊──的命運來象徵人物的命運,以牢獄的黑暗來折射社會的黑暗。

《第三代》是蕭軍繼《八月的鄉村》之後的又一力作,是蕭軍比較成熟的一部長篇小說。它標誌著他在小說藝術的探索上所實現的高度,充分地表現了蕭軍的藝術個性。全書共分8卷,長達八十餘萬字。他從1936年春開始創作,1954年7月完成,前後花了18年的時間。小說氣魄宏大,以相當的規模反映了從辛亥革命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東北遼西一個山村農民在悲慘生活中的痛苦的掙扎和不屈的反抗,從錯綜紛繁的生活景象中展現了民族靈魂。蕭軍在《過去的年代‧後記》中說:「除開這《過去的年代》(即《第三代》),如果生活和其他條件可能,我計畫中還打算再寫兩部:《戰鬥的年代》和《勝利的年代》,企圖把我國這幾十年來的歷史變動和一些可愛的、可敬的人物,以至可惡、可恨、可憎……的人物,在文藝作品裏全給他們留下一些形象,讓我們的後來者,也知道知道他們的前人是在怎樣被侮辱與被損害、痛苦和折磨的生活中掙扎過來,又是用了多少、和怎樣的血的代價才換得了幸福的今天和明天。」作品生活容量巨大,涉及古老的農村和半殖民地化城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

在藝術風格上,小說充滿了東北山野的強悍氣息,粗獷而又沉毅,平實的描繪中常有豪奇之氣,充分體現著作者的藝術個性。它塑造了城鄉社會各階層眾多的人物形象,其主要人物身上帶著原始、強悍的生命強力和反抗性。比如汪大辮子,他怯懦、自私,如兔子一般膽小怕事,卻時時自充硬漢,屬於阿Q的行列。他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壓力,在現實的荊棘和泥沼中痛苦的掙扎、艱難地求生,性格是喜劇的,命運是悲劇的。還有當過「鬍子」的女人翠屏,她在災難打擊下毅然到教會去當使媽,當窺破教徒的虛偽和對她的殘酷奴役,她的宗教信仰便發生強烈的動搖,竟至於抱病數日。小說對她急速轉變的心理變化寫得極其生動細微。把這部小說與《八月的鄉村》聯繫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後者所表現的反抗精神的歷史淵源。然而,由於題材與時代熱點的隔膜,這部小說在出版後沒有得到應有的注意。

蕭軍把東北山野的強悍氣息帶進文壇,他筆鋒強健,境界雄渾,在長篇小說創作中表現出史詩般的效果。他的長篇小說一般具有非常開闊的生活場面。如小說《第三代》不僅刻畫了上流社會的凶殘、卑劣、狡詐、虛偽和荒淫無耻,而且還展現了下層民眾的苦難、掙扎、鋌而走險和四方遷徙。它以驚心動魄的大場面揭示了官逼民反這條剝削社會中的生活邏輯。描繪的人物眾多,形象各異,儘量挖掘各種人物的不同心態和複雜矛盾。如小說《第三代》,描繪了近九十個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物,有農民、獵戶、土匪、工人、教員、藝人、商人、妓女、流浪者、官僚和軍閥等,各行各業,三教九流,千姿百態。又如小說《八月的鄉村》,作者描寫抗日戰士,也區分了種種不同的發展方向。喬木在1936年評論《八月的鄉村》時寫道:「這本書報告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社會基礎。在神聖的民族戰爭中誰是先鋒,誰是主力,誰是可能的友軍,誰是必然的內奸,它已經畫出了一個大體的輪廓。」蕭軍長篇小說的史詩價值由此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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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細膩孤獨的女性筆觸

蕭軍的粗獷雄渾為東北作家群定下基調,蕭紅的明麗幽婉又為之添加了必不可少的豐富與多彩。

蕭紅(1911-1942),原名張迺瑩,筆名悄吟,是東北作家群中成績最為卓著的一位女作家。她出生在松花江呼蘭河畔的一個舊式家庭,是作為一個舊世界的叛逆者走進文壇的。她的處女作《王阿嫂的死》通過王阿嫂夫婦只為折斷了一條馬腿便先後慘死在地主手下的悲劇,控訴了地主老財的凶殘,表現出進步的傾向。她的一生先後出版有散文集《商市街》、小說散文集《橋》、小說集《牛車上》、《曠野的呼喊》等。1940年春去香港,在疾病和寂寞中完成了長篇《馬伯樂》、《呼蘭河傳》和短篇小說《小城三月》的寫作。

出版於1935年的中篇小說《生死場》,是蕭紅的成名作。與蕭軍《八月的鄉村》以熱切峻急的心情表現征戰與厮殺不同,蕭紅的《生死場》以沉鬱的目光注視著東北那片失去的土地上的芸芸眾生的生與死。小說寫的是發生在哈爾濱附近的一個鄉村的故事。人們像牛羊等動物一樣生老病死,混混沌沌,永遠體會不到靈魂,只有用物質來充塞他們的生活。春夏秋冬,歲月輪迴。然而,他們卻有著生的執著。日本人打著「王道」的旗子來了,到處燒殺淫掠,打破了鄉村的靜穆,改變了村民們生與死的方式。村民們本不知道什麼是國家,也許還忘記了自己是哪國的國民。但民族的災難喚醒了他們的民族意識,他們的求生意志得到了昇華。他們開始見識了「亡國」、「救國」、「義勇軍」、「革命軍」這些出奇的字眼。於是,這些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起來反抗,對著槍口跪下盟誓。小說重點寫了二里半、金枝、趙三和他的妻子王婆三個家庭,特別是後者。跛腳的二里半在妻子、兒子被殺害後,告別心愛的山羊,投奔李青山領導的人民革命軍。金枝在經歷了種種人生不幸後想出家當尼姑,但她要去的尼姑庵因為日本人的入侵已經空了。趙三曾為了反抗地主的加地租,準備參加自發的組織「鐮刀會」,可在一次事故中得到過東家的幫助,他產生了懺悔的心情。他後來老了,對抗日心有餘而力不及,不過他積極地進行抗日宣傳。王婆喪夫再嫁,她的兒子反抗官府而被槍斃,她服毒自殺,臨近下葬時又憑藉頑強的生命力活過來,並產生了一種復仇心理,開始為抗日秘密團體站崗放哨。小說反映了「九一八」前後東北農村十餘年間的生活和變化。前半部分著力寫出了當地農民在等級壓迫下的悲慘命運,他們的生活像動物一樣只知道「忙著生,忙著死」,完全沒有人的意識和覺醒;後半部分則寫出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農民們的覺醒。他們不甘像蚊子似的被踐踏而死,要殺出生存的血路來。蕭紅在這裏把東北人民在平常歲月中如野草野花,任遺棄、任踐踏地自在狀態的生和死與民族的生和死凝結在一起,將鬥爭性與民族性都融合到人性裏面,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許廣平在《追憶蕭紅》一文中回憶道:「作為東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議的里程碑的作品,是如眾所知的《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這兩部作品的出現,無疑地給上海文壇一個不小的新奇與驚動,因為是那麼雄厚和堅定。」

在藝術風格上,《生死場》也別具魅力,開闊而獨特的景物描寫,各種性格的人物形象,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小說對人物心態、風土習俗都寫得細膩感人,特別是在對婦女悲劇命運的描寫方面,顯示了蕭紅作為一個女作家特有的細緻和敏感。小說沒有什麼中心人物,也沒什麼中心故事,而是以場面推移的方法,將貧苦操勞的二里半、五婆、金枝幾家農戶的苦樂悲歡錯雜交織起來,從而成為東北大地這一片「生死場」寫照。作為一個來自鄉野而又禀性寬厚的作家,蕭紅關注的是質樸、可愛而又受難的普通農夫村婦。她雖然也寫野蠻和愚昧,但她審視的是淳樸的人類天性;雖然也寫缺陷和醜陋,但她摯愛著鄉村生活內蘊的美質。她甚至以纖細的筆觸細膩地描寫了農民對家畜的感情。作家的這種特性融進了作品,遂使《生死場》在現代鄉土文學中獨步一時。

1936年、1937年,蕭紅又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說散文集《橋》、小說集《牛車上》。其中所收的《手》、《橋》、《牛車上》等都是能夠表現作者創作才能的短篇佳構作。這幾篇小說拓展了《跋涉》集中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疾苦的主題。

《手》的主人公王亞明是女子中學錄取的一個鄉下姑娘,她的家庭是開染缸房的,她因勞作,手被染成了黑色。她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抓緊一切空閒時間手不釋卷地學習,但得不到同學和教職工的同情和理解。小說採用了第一人稱的敘述視點,敘述態度冷靜客觀。與蕭紅同期的多數小說不同的是,《手》描寫人物性格很成功。作家善於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徵,善於選擇生動的事例來描寫王亞明性格的主要方面:刻苦、儉樸和笨拙。《橋》講述了一個富家子的乳娘黃良子的悲劇故事。她家與主人家之間橫亙著一條水溝,溝上有座橋。橋已破舊,無法通行,黃良子每次過溝都得繞行很遠的距離。這橋象徵著兩家的距離。她渴望有一座暢通的橋。幾年後,橋修復了,卻給黃良子一家帶來了厄運:她的孩子常過橋來,挨小主人的欺負,最後又落水而死。小說在構思和剪裁上都頗精緻,緊緊圍繞著橋的變化來展開情節,人物心理描寫生動逼真,不足是象徵的寓意過於顯露,個別關鍵情節的安排不夠自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小說的感染力。

《牛車上》發表於1936年10月《文季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小說以一個小女孩的視點,通過主人公五雲嫂與車夫的對話,講述了這個女人的人生悲劇。由於車夫與她的丈夫有同樣的經歷,也是一個逃兵,並同情她,她便在從早行進到晚的牛車上斷斷續續地像落著小雨似的訴說自己的故事。她的丈夫去當兵,到了第三年仍杳無音信。冬天裏,她去城裏趕年市賣豬鬃。偶然從官家的告示中知道,她丈夫當了逃兵,要送到城裏來處死。幾個月裏,她一直設法想在丈夫被槍斃前再見他一眼。她曾想投河自殺,但又捨不下孩子。逃兵們終於押來了,可五雲嫂最終並沒有見到丈夫。原來其夫因為是逃兵頭目,已就地「正法」。五雲嫂是個良家婦女,是個好女人。她勤勞,丈夫不在家,她獨自操持著家務,還為了謀生進城做小買賣。她善良。她深愛丈夫和孩子,在牛車上對擔任敘述者的「我」細加照顧。她熱愛生活。儘管經歷過人生的大不幸,但還從車上下去採各種各樣的花。她頑強。在得知丈夫的不幸後,她還是堅忍不拔地活了下來。然而,小說也寫了五雲嫂的愚昧。她對世事所知不多,對產生其悲劇的原因缺乏認識。她想在見到丈夫的時候,質問他:「為啥當兵不好好當,要當逃兵……你看看,你的兒子,對得起嗎?」在寫五雲嫂的悲劇時,作家點面結合,有意把它寫成同類社會悲劇中的一個。五雲嫂一次見到的逃兵就有二十來個,在看望逃兵的眾多家屬中那個年輕的媳婦和那個白鬍子的老頭也令人難忘。車夫無意中說起民國十年曾槍斃逃兵二十多個,這可能是另一次槍斃逃兵的事件。小說的結尾處有一句車夫的招呼語:「三月裏大霧……不是兵災,就是荒年……」這樣,我們看到了一幅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社會圖景。

作者的構思頗具匠心,給作品帶來了獨特的藝術效果。小說採用小女孩「我」和五雲嫂雙重的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舒展有致,擒縱自如。兩個人的敘述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小女孩的敘述提供了整篇的背景和氛圍,五雲嫂事實上是講故事的主體。作品沒有集中筆墨寫五雲嫂的故事,還用不少篇幅寫了「我」對外祖父家所在的鄉村的依戀,沿路的景色,人物之間的交流等。而這些都是由小女孩的敘述來完成的。由於她的敘述的介入,不時地打斷、延緩五雲嫂故事的敘述,使她的命運更為牽人心思。另外,牛車緩慢地行進在平靜的北方原野的情景與五雲嫂沉痛的人生經歷形成了對比,增添了作品的趣味。

小說樸實、自然、清新,又讓人讀後印象深刻,這與小說細節描寫的功勞分不開。五雲嫂見丈夫的努力屢次受挫,曾想投河自盡,但經過的船上的孩子喊媽的聲音喚醒了她的母愛,她把睡著了的孩子緊緊地抱在了懷裏。白鬍子的老頭在得知兒子已被「正法」後,「他就把背脊弓了起來,用手把鬍子放在嘴唇上,咬著鬍子就哭」。他悲痛欲絕,又強忍了情感,這個細節十分生動傳神。那個年輕的媳婦就與他的態度迥乎不同。她見到押解的逃兵過來,「發了瘋似的……搶過去」,當兵的把她抓回來,「她就在地上打滾」,嘴裏還喊著:「當了兵還不到三個月呀……還不到……」。她的態度與老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細節反映了作者敏銳地感受生活和善於描寫生活的能力,給人以強烈的生活質感,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抗戰爆發以後,蕭紅雖然也寫了幾篇表現民族意識的小說,如《黃河》、《曠野的呼喊》、《孩子的講演》、《朦朧的期待》、《北中國》等,但她很快走上了一條與時代的主流文學不同的道路。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她留下了長篇小說《呼蘭河傳》、《馬伯樂》和短篇小說《小城三月》等重要作品。

《呼蘭河傳》是蕭紅的代表性長篇自傳體小說,1941年出版。作者以她慣用的散文手法,疏疏落落地寫出兒時難忘的記憶。它再次打破了以人物為中心的傳統小說模式,而以呼蘭城的公眾生活和環境為中心,輻射出生活的種種方面。作品揭示了我國農村在封建統治下的種種弊病及黑暗,尤其是充分暴露和批判了傳統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習俗對人們的毒害。表現出強烈的反封建精神。《呼蘭河傳》在藝術上取得較高成就。以淡筆寫濃情的散文筆法,口語化、自然美的小說語言,畫家般描繪景物的眼光以及難以忘懷的人物形象,顯示了蕭紅獨有的才情及其藝術風格的成熟。

小說主要描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呼蘭河城的風俗民情,它們由三大部分構成:一是對北方城鎮呼蘭河的整體勾勒,寫了它的卑瑣、平凡的實際生活和迷信、保守的宗教生活。二是一個小女孩的寂寞生活,這裏有作者早年生活的痕迹。三是通過胡家的小團圓媳婦、長工有二伯、賣年糕的磨官馮歪嘴子的命運,進一步具體地反映呼蘭河人的生活,揭示他們身上的劣根性。

《馬伯樂》代表著作家的一種新的探索,她以諷刺的筆調、寫實的手法,塑造了一個無用人馬伯樂的形象。作家顯然是把自私自利的馬伯樂作為抗戰時期中國人灰色人生的一個代表,從而批判國民性。蕭紅繼承了「五四」文學中以魯迅為代表的改造國民性的傳統。不足之處在於馬伯樂這個形象並不很深刻,性格較為定型化,缺乏發展。

短篇小說《小城三月》是蕭紅伏身病榻完成的最後一部作品。小說以飽蘸同情與痛惜的筆觸勾勒出一個清秀明慧卻欲愛而不得,最終在封建禮教的無形窒壓下抑鬱而死的薄命紅顏「翠姨」的形象。在作者的筆下,「翠姨生得並不十分漂亮,但是她長得窈窕,走起路來沉靜且漂亮,講起話來清楚得帶著一種平靜的感情」。她的命運很悲慘,家貧,父死母嫁,身世寂寞,還因此受人歧視。她被許配給一個有錢的鄉下人家,丈夫又小又醜,她一想到就覺得恐怖。翠姨愛上了「我」的在哈爾濱念書的堂哥哥。但這是深藏於內心的無望的愛,她不敢表露出來,只得壓抑著自己,她無法反抗既定的命運,終於,一個鮮活而美麗的生命死去了。作者運用側面描寫、對比烘托、細節描寫等手法,刻畫翠姨柔美雅致、嫻靜孤傲的氣質特點。整篇小說籠罩在一種貌似平淡、實則緊張的氛圍中,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也可以將之作為蕭紅對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坎坷一生的自我象徵。

《小城三月》有著蕭紅寫作慣有的特點──散文一樣的小說。全文沒有緊張的情節衝突,但是由於貫穿了一個總的情感基調和指向,顯得頗為緊凑。小說以春天帶給人們的感覺而引出翠姨,將翠姨拉到情感的中心,筆致由清新轉為優雅、憂愁、焦慮、悲苦、思念,直至走完全文的情感歷程,如行雲流水,毫不阻滯。

蕭紅是一位處在愛與恨矛盾漩渦裡。蕭紅一生都有寄人籬下的傷痛屈辱之感,而她從小就不想受屈,她一生都渴求著成為一隻自由自在高高飛翔的鳥。但終究飛不起來,多少次了,包括愛情在內,剛剛起飛,就跌落下來。當代女詩人王小妮寫了一本有關蕭紅傳記的書,書名叫「人鳥低飛」。女詩人是真懂蕭紅的,她準確抓住了蕭紅不甘屈從、不願平庸而始終不得如願的怨恨心理。如果將蕭紅的一生及其創作凝結為一個字,那就是「恨」。她對於人生的冷靜的諦視與發自深心的對於鄉野人物的摯愛相交融,是形成她鄉土文學獨特風格的最主要因素。蕭紅還以她感覺的獨特角度區別於其他女作家。她的眼光常在人們通常不留意處駐足,她的思維常在人們自以為熟知的事物上面往復滑動,努力從中覓得一點光和色,一點真諦,一點她自己的感知。

蕭紅獨特的女性書寫,主要表現在她的散文化的小說文體上。她的作品沒有小說慣常的結構,沒有貫穿始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而是帶有散文式的自由、灑脫的特點。《生死場》與《呼蘭河傳》都是這樣,蕭紅以女作家特有的細膩的筆觸描寫了一個個人生片段和一幅幅生活場景。她的小說也不著意於人物性格的刻畫,而是通過精心選擇的故事片斷和細節來作某些方面的凸出描寫。她注重渲染氣氛和營造意境。如《呼蘭河傳》第四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五節的開頭第一句分別是:「我的家是荒涼的」,「我家的院子是荒涼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我的家是荒涼的」,借複沓的語言,強化一種情緒氣氛。又如《王阿嫂的死》中,淒清的景物描寫很好地襯托了人物的悲劇命運。再如《呼蘭河傳》第三章第一節描寫了大花園,情景交融,本身就是優美的散文。她的描寫語言常常飽含著詩意,帶有很強的抒情性。

蕭紅獨特的女性寫作,還表現在自敘傳性質的文字中。這在她的散文中表現得最為凸出。《孤獨的生活》寫的是蕭紅旅居日本東京期間的苦惱和寂寞;《商市街》取材於蕭紅與蕭軍在哈爾濱共同度過的一段艱辛困苦的生活,文字生動,各種感覺都寫得細緻到位,諸如饑餓、寒冷、絕望等等,都具有極深的心理體驗和感人至深的藝術效果。她的自敘傳性質的作品體現出極其充分的感性化和個性化,可以說,蕭紅在文學創作中把女性特有的感知方式推向了一個不易逾越的高度。

在蕭紅的作品中,具有一種清麗空靈的兒童視角,在柔婉中蘊含著憂鬱悲涼。在生命的最後餘光裏,蕭紅懷戀著已逝的童年光陰和遙遠的故土,心靈充滿了一種不能拂去的寂寞之感。因此,她在《呼蘭河傳》中以兒童視角描述故鄉,表達了作者歷盡人生坎坷後對童年生活的皈依,飽嘗漂泊流離之後對故土家園的思念。她以兒童視角描寫小團圓媳婦、馮歪嘴等各個人物,用含淚的微笑描述呼蘭河這個北方小城。

蕭紅獨特的女性書寫才華,使她的作品擁有了難以抗拒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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