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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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的少女時代

首頁圖來源:amayaeguizabal

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雷同的方式來講述自己的故事,貼出面貌相似的標籤如四大美女、晚清四大名著、民國四大才女、民國四大公子等等,也許只有這樣的集體亮相才能讓一個時代多出很多想像的空間和熱鬧非凡的氣象,在這片寬闊無比的地域上,似乎沒有什麼比孤獨更像天敵。即使是這樣成群結隊被拉出來現世,我們也知道幸福的家庭式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卻各有各的不幸,每一個人都還是要承受各自的人生,並不會沐浴到公共的福祉,也不會因為講故事人逃避孤獨的傾向而終結孤獨,比如蕭紅,和呂碧城、石評梅、張愛玲並稱民國四大才女,當然這是一家之言,還有其他的說法。可是非常確定的是,無論如何列舉民國時期的才女,蕭紅以她無與倫比的才華都是在列的,可她的不幸也是赫然的,她是四大才女中最為悲苦的。

一九一一年,蕭紅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的一個地主家庭,父親張廷舉是一個讀書人,早年畢業於黑龍江省立優級師範學堂,長期任教後從政,曾擔任縣教育局長和督學等職位。具有濃厚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張廷舉是一個性格暴躁、喜怒無常的傳統男人,非常忌諱別人對他權威的冒犯,在蕭紅的記憶中,他對祖父、母親、下人都不好,尤其是對蕭紅更是不近人情,所以她說:「父親在我眼裡變成一隻沒有一點熱氣的魚類,或者別的不具著情感的動物。」首先是重男輕女的思想讓蕭紅感到了異樣的眼光,父親、母親還有祖母都因為第一胎是個女孩而對蕭紅很冷淡,甚至一度不讓蕭紅上學讀書,這在一個耕讀傳家的地主家庭實在讓人不解。張廷舉在蕭紅讀高小一年級的時候,將她許配給省防軍第一路幫統汪廷蘭的次子汪恩甲為未婚妻。又過一年,蕭紅從小學卒業上中學的時候,張廷舉在是否繼續念書的問題上與蕭紅起了巨大的衝突,父親的暴躁和專制讓蕭紅忍無可忍,最後蕭紅以出家當尼姑逼迫父親向她屈服,秋季讓她入女子中學。此後,父女之間的衝突就是一浪高過一浪,在初三的時候,蕭紅結識了哈爾濱法政大學學生陸振舜,她向父親提出解除與汪恩甲的婚約,遭到父親的拒絕,張王兩家積極為蕭紅嫁娶做準備,蕭紅面臨著與王恩甲結婚,還是跟陸振舜去北京讀書的最後抉擇,初中畢業後蕭紅離家出走與陸振舜私奔到北京。

這件事極大地觸怒了父親,在閉塞的呼蘭河縣城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家人倍受輿論的壓迫,父親也因為教女無方影響惡劣被解除職務,姊妹們為輿論威壓被迫相繼轉往外地求學。更何況還有未婚夫汪家的發難,陸振舜已婚的身份,讓張家顏面大失,陸家和張家一起斷絕了兩人經濟來源。他們在北京生活無著,被迫與家裡妥協,蕭紅答應回家與汪恩甲完婚。汪恩甲的大哥,對蕭紅以前離家出走一事耿耿於懷,對弟弟「懦弱」的遷就行為很是不滿。於是迫使汪恩甲「休掉」蕭紅。蕭紅於是去法院,告汪恩甲的哥哥「代弟休妻」。汪恩甲為保全大哥在教育界的名聲,承認是自己要休妻的,蕭紅一氣之下回到家庭,兩人暫時分手。這次回家蕭紅的處境更糟糕,整個家庭都視有叛逆個性的蕭紅為「洪水猛獸」,事實上是被禁錮起來,生怕她再給家族蒙羞闖禍。在孤獨無依的生活中,忍受著精神和身體的雙重不自由,蕭紅終於痛下決心離開這個讓自己傷痕累累的家庭,於是在一個夜黑人靜的晚上再次逃離張家,終生沒有再回來過。蕭紅與父親之間的矛盾到達了頂峰,父親將蕭紅視為「大逆不道,離家叛祖,侮辱家長」,宣佈開除其族籍,與女兒脫離家庭關係,從族譜中刪除蕭紅的痕跡,在其母姜玉蘭的條目下,也只寫「生三子」而不寫生一女三子。父女兩個終生沒有和解過,九四二年蕭紅孤獨地在香港離開世界,張廷舉雖然在日偽時期做過日本維持會會長,但因為並無大惡,並且因為蕭紅左翼作家的身分逃過政治的懲罰,安然度過晚年。這樣的後續故事讓人覺得荒謬和傷感,兩人之間的現實關係到此為止,而在文學中或者在精神的陰影中,父親還一直都在那裡。

蕭紅再次出逃後,流浪在哈爾濱街頭,實在打熬不下去時,她想到唯一可能幫助自己的人居然是未婚夫汪恩甲,好在汪恩甲同意幫助,但要求與她同居,蕭紅這個倔強地反抗父親、反抗婚姻的女鬥士在現實面前低下了頭。後來蕭紅發現受騙,於是再往北平,試圖尋找一種獨立的生活,汪恩甲追蹤而至,接她返回哈爾濱的一家旅館,而這時蕭紅已經有數月身孕,汪恩甲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一去不返,丟下蕭紅孤身一人,旅館老闆扣押下蕭紅抵債,並發出警告,如果她在規定的時間內償還不了就被賣去當妓女。

蕭紅一個人拖著沉重的身體被趕進一間冰冷的儲藏室,在孤獨無助中,喜歡閱讀的蕭紅想起了向當地的報館求救,一開始自尊的蕭紅附上一篇自己的小詩〈春曲〉連同一封說明信,郵到離旅館不遠的《東三省商報》副刊《原野》,據當時的編輯方未艾晚年回憶,信是這麼寫的:

編輯先生:

我是被困在旅館的一個流亡學生,我寫了一首新詩,希望在你編的《原野》上能夠發表出來,在這大好的春光裡,可以讓人們聽到我的心聲。

方未艾認為小詩不錯,放入「待發稿件」中,並沒有讀出蕭紅求救的信號。蕭紅等不到回音,於是在萬分緊急中發出了淒苦的求救聲:

……難道現今世界還有賣人的嗎?有!我就將被賣掉……

副刊負責人裴馨園看到了這個女孩子撕心裂肺般的叫喊聲,有著強烈正義感和責任感的老裴坐不住了,他召集自己的朋友前去營救,營救失敗後暫時穩住旅館老闆和蕭紅,多方湊錢,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報社的一名業餘編輯的蕭軍出現了。蕭軍先是冷漠地對待這件事,因為身在底層的憤怒的青年已經看透了這個社會的規則,空有一腔正義和熱情,卻根本解決不了問題,但在朋友們的熱情鼓動下,他抱著好奇的心態去見了蕭紅,蕭紅的眼神、語言和氣質打動了這個魯莽的流浪漢子,兩人迅即墜入愛河。稍後,蕭紅在這幫文藝青年的協助下,趁哈爾濱發大水的機會逃了出去,與蕭軍結合。在蕭軍的幫助下,蕭紅在醫院裡產下一個女嬰,貧困中被迫送人。

蕭紅在無限的惆悵和痛苦中,像尋找救命的稻草一樣抓住了蕭軍,此後,他們一面維持生計,一面開始寫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陷入了日本軍隊之手,許多青年學生、知識分子開始逃亡,蕭軍和蕭紅就是夾雜在逃亡隊伍中的一對青年作家,他們從哈爾濱到青島,再到上海,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們找到了魯迅,魯迅大力推薦蕭紅蕭軍的作品,為他們的作品親自作序,生活上也極力照顧,正如蕭紅說的,「只有他才安慰著兩個飄泊的靈魂」。通過魯迅,他們的文稿陸續得到發表,在十里洋場中很快便站穩了腳跟。就在他們冉冉上升為兩顆閃耀的文壇新星的時候,家庭共同體出現了可怕的裂痕。蕭軍說過:「適合自己的女子應該是史湘雲或者是尤三姐,斷不可是林黛玉或妙玉,而蕭紅恰恰是後者。」蕭軍與蕭紅之間是有著電石火光裡盛開的愛情,也有著無法彌合的裂痕。蕭軍是典型的北方男人,文人中的武士,他一直以強大者和保護者自居,對蕭紅敏感脆弱的心靈缺乏足夠的瞭解和體貼,尤其是在文藝創作上,時有發生的戲謔與譏嘲,是蕭紅所不能忍受的。更為悲劇的是,從專制家庭中逃離出來的蕭紅,居然面臨新的家庭暴力,作家靳以和梅志曾親眼見證的蕭軍對蕭紅暴力後留下的臉部外傷,這給一直追求自尊和自由的蕭紅帶來的屈辱和損害可想而知。有一次幾個朋友聚會,他們看到蕭紅臉上有一塊青腫,朋友問她怎麼了,她說是跌傷的,蕭軍冷笑道:「別不要臉了,什麼跌傷的,還不是我昨天喝醉了打的。」事情的轉折是蕭軍的婚外戀,蕭軍已經陸續和兩位有夫之婦鬧婚外戀了,顯然二蕭之間的感情越來越不好,兩人曾經在朋友的勸說下分開一段冷靜冷靜,蕭紅一度遠走東京,但是仍然沒有因為距離或者冷靜而讓兩人感性再度升溫。一九三八年春,在西安,她終於與蕭軍在平靜中艱難分手了。這一段以傳奇開端的愛情故事,以這樣的殘局結束,是誰都沒有料想到的,而此時蕭紅最信任的導師、朋友魯迅先生,深陷重病,沒有能力再施以援手。

不久之後,蕭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和他們的朋友端木蕻良走進了另一端婚姻,儘管有流言蜚語,儘管有親朋好友的反對,蕭紅還是義無反顧地跟上了一個她希望獲得溫情的男人,一個性格與蕭軍截然相反的溫柔的男人。在婚禮上胡風提議新人談談戀愛經過。蕭紅說:

張兄,掏肝剖肺地說,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我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麼過高的要求,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還要什麼名分。可是端木卻做了犧牲,就這一點我就感到十分滿足了。

蕭紅說的「像我眼前這種狀況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孩子是蕭軍的。人不可能在同一個地方跌倒兩次,蕭紅卻完全顛倒了這個說法,八年的時光恍然而過,蕭紅被困賓館時跟蕭軍相遇與現在的局面是何其相似,彷彿這個瘦弱的女孩子,一直深鎖在時光裡,老去的只是時間,而她並沒有長大。

儘管在結婚之前,蕭紅曾對聶紺弩說,端木是膽小鬼、勢利鬼、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裡裝腔作勢。但是蕭紅渴望溫暖,她架不住自己的懦弱和不安的唆使,又一次走進了婚姻,而這一次也並沒有比任何一次更好,當然也不能說就更壞。隨著戰事擴大,蕭紅遠走香港,這一次遠走他鄉,她再也沒有回來,被疾病包圍中,連端木蕻良都不在跟前,年僅三十一歲的生命也就此畫上了戀戀不捨的句號。

蕭紅說:「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這句話應該是她對自己這些年來愛情和婚姻生活的總結,她所渴望和嚮往的那種溫暖除了祖父和魯迅,她生命中的那些男人們都沒有給予過她,相反地,他們給她的世界帶來的只有苦痛。在持續的失望中,她只能用文字一次一次地回到故鄉和童年時代,從那裡尋求對現實殘缺的彌補。少女時期的蕭紅是一個很敏感的女孩,這一點可以從她作品的童年視角中看得出,一個少女睜大了眼睛打量著這個芸芸眾生的故鄉大世界和家庭小世界,連一個目光,一聲叫喊都不會逃過她敏感的神經,把童年所看到的一切原班人馬地帶入文字的世界,比如她的名篇《呼蘭河傳》,蕭紅用憂傷的語氣,淡淡地講述呼蘭河這座小城市裡一個少女隱秘的愛和憂傷。作品中幾乎貫穿著這一句傷感又溫暖的話:「呼蘭河這小城裡邊住著我的祖父。」蕭紅與祖父之間的感情是她童年時代唯一的快樂來源,也是她走上創作道路後以文字和記憶不斷靠近的地方。作品用奇特的虛擬語氣,「仿兒童語氣」,句式單純明晰,顯得稚拙,有時又有點囉嗦,像個喜歡說話以引起別人注意,又常常表達不清的孩子,充滿了兒童式的奇特想像和信馬由韁的思路。似乎是沒有中心,漫無邊際而不厭其煩的絮絮講述,這是一個寂寞孩子的囈語的世界:

我家有一個大花園,這花園裡蜂子、蝴蝶、蜻蜓、螞蚱,樣樣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黃蝴蝶。這種蝴蝶極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紅蝴蝶,滿身帶著金粉。蜻蜓是金的,螞蚱是綠的,蜂子則嗡嗡地飛著,滿身絨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圓圓地就和一個小毛球似的不動了。花園裡邊明晃晃的,紅的紅,綠的綠,新鮮漂亮。

這是一個多麼單純和簡單的世界,有一種任性的快樂。這些都是祖父帶給蕭紅的,祖父在這個世界就在,祖父是蕭紅這一生最溫暖的顏色,是最不一樣的那一束花火,祖父和呼蘭河這座小城一樣永遠是這個脆弱生命的底色:

我出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歲了,當我長到四五歲時,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沒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在〈祖父死了的時候〉這篇文章中蕭紅說:

我若死掉祖父,就死掉我一生最重要的一個人,好像他死了就把人間一切「愛」和「溫暖」帶得空空虛虛……我懂得的盡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間死了祖父,就沒有再同情我的人了,世間死了祖父,剩下的儘是些兇殘的人了。

多年來,學術界對蕭紅與魯迅的關係有各種猜測,是真是假,這些身後故事不值得去仔細推敲。一個經常走在懸崖邊上女孩子,希望有一位守望者是多麼正常的念頭。蕭紅在北京與好友李潔吾談話,李說:「魯迅先生對你真像是慈父。」蕭紅聽罷,立刻糾正說:「不對!應當說像祖父一樣……」對比她這一生中的其他遭遇,的確再也沒有人像祖父那些寵愛過她,或者與祖父的寵愛比起來,即使是深愛都顯得黯淡了許多。魯迅畢竟不是那個一心讓她歡喜的祖父,他是文藝青年的領袖,他還有居家的柴米油鹽,挈婦將雛的尋常日子,據梅志一九八四年回憶,對於蕭紅的不斷來訪,且一來半天不走,許廣平有時頗有煩言,向她大訴其苦:

蕭紅又在前廳……她天天來,一坐就是半天,我哪能有時間陪她,只好叫海嬰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惱得很……

蕭紅極為敏感,這些人情世故想必也是能看出眉高眼低來的,但是她大概太眷戀這個能給她一絲溫暖的地方了,所以在與蕭軍分手的那段日子,她常常一去就是半天。

蕭紅短暫的生命歷程中,情感上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她一方面很倔強,在勇敢出逃的時候,在抉擇的關頭,轉過臉去她又太軟弱,太過貪戀那些零星的溫暖,而這些溫暖又是如此地不可靠,所以在生命的終點她說出了這些怨憤:平生遭盡白眼,身先死,不甘、不甘。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在這種兩極悖反中掙扎,現實的困窘與對溫柔、童話般故鄉渴望,蕭紅臨死有這樣的一個遺言給端木蕻良:「要葬在魯迅墓旁。」她多麼希望在身後能返回那個給她祖父一樣愛的人身旁,但這個願望根本不可能實現。一個以童話開始的生命很難以童話結束,呼蘭河這座小城承載的只是一個少女期時代的夢,並且只是在文學的世界裡,它是慈祥的祖父,是任性的自己,是太陽下曬暖的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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