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駐美外交官仉家彪親身分享:戰後台灣外交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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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外交部長錢復:小國外交的血歷史

仉家彪兄以他的新書《血歷史》一書相贈。初看書的標題使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讀了全書的內容後的確感受到這本書所敘述的內容有血有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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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歷史:從英國海軍到孫運璿的英文顧問之路

作者 / 仉家彪

家彪兄的成長過程有不少常人所難以想像的際遇:以十七歲的少年成為英國皇家海軍的一員、來台之初在海軍官校經過肅殺的歲月、在海軍任少尉軍官考取留美,成為我國最早接受兩棲作戰訓練的一員、任海軍中尉教官為三軍將領講授兩棲戰術而備受好評、受長官信賴在兩棲作戰司令部負責撰擬最敏感機密的作戰及演習計劃;使他在不到三十歲經歷了許多難得的寶貴經驗。 

這以後他擔任了六年外事連絡官,又在駐美採購團軍資組服務了三年,並且利用公餘時間在馬利蘭大學進修三年,不讀學位,只為充實知識。三年任滿回國,他軍職外調到經濟部為部長孫運璿先生撰擬英文稿件,同時也協助國際貿易局作相同的工作。到交通部觀光局成立,他又為曹嶽維局長禮聘為主任秘書。 

民國六十年我在外交部北美司工作,鑒於美國對兩岸政策的逐漸變更,我向長官建議一項「良友計劃」,加強對美國國會的工作,除了邀訪兩院議員和主要助理來華訪問外,為了推動工作在駐美大使館內增設國會組,請當時在華府擔任國防採購組組長的胡旭光將軍擔任大使館公使,籌設國會組。 

胡公使推展國會工作十分辛苦,因為沒有前例可循,在館內的職業外交官同仁中,也沒有很多人願意作這項必須全天候負責的工作。我記憶所及只有程建人兄從旁支援,其他的袁健生和馮寄台二位都是胡公使由海軍和留學生中找來。他想到了在國防部聯絡局追隨他的家彪兄,特別和我商量可否借重。我告訴胡公使,我和家彪兄不熟,但是對胡公使完全信任,只要他認為可以,同時本人也同意,我一定在行政方面全力支持。家彪兄有高度愛國情操,胡公使和他商量,他毫不遲疑的答應了。 

外交部雖然聘家彪兄擔任專門委員,但是派赴華府大使館只能用一等秘書,這是所謂「高階低用」。家彪兄雖然已擔任簡任職多年,為了愛國,委曲的擔任薦任職;然而他毫不在意,欣然接受。我初次和他見面,就必須告知他這項不甚合理的安排,他說重視的是做事,作官不在他考量之內。他給我的印象是渾身是勁,講話充滿自信,我的直覺告訴我:駐美大使館就是需要這樣的人。 

家彪兄赴任後果然沒使我希望,過去大使館在國會交往的是以保守派親我的議員為主;家彪兄則從自由派主張與中共建交者入手。他先和這些議員的助理們交朋友,逐漸讓他們瞭解我國。他一年來幾乎每個月都會帶團回國,在飛機上和助理們介紹我國,以他曾擔任觀光局主秘兩年的經驗,所說的都有充分的數據支持,使助理們很容易接受。到了台北,一週的節目排的滿滿的,幾乎沒有片刻的休息;這時候印證了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渾身是勁。每次他要回到任所前來看我時,我總是勸他慢慢來,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家彪兄的表現的確是令人欽佩,但是很奇怪的是,這樣優秀的人,在我國官僚體系內並不太受歡迎。使館內有人說他的報銷有問題,有人說他不按時上下班簽到。這些人實在不瞭解國會工作的特質:有時聽證會早上舉行,同仁必須在九時前到國會山莊,根本不可能先簽到,有時下午聽證會或約會延長到六時或七時,也不可能簽退,因為那些批評的人早下班回家了。家彪兄的個性是做事,他一切不計較,上班時間長乃致自己掏腰包,他都不會有任何抱怨;但是對於被自己人背後插刀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在中美斷交前他終於忍受不了而要求退休。我曾嘗試勸他留下,當他將真正的癥結告訴我,我只有同意了。 

斷交後為了使美國國會能給予我們安全保障和各種關係的持續,政府又請家彪兄以私人身分去華府作兩次短期的義工,沒有名義,沒有報酬,只有具有高度愛國熱誠的人,才會如此獻身,他兩次都不辱使命。然而在官方記錄中,並沒有他的名字,因此他的回憶錄不僅是必要的,而且這兩段義工的貢獻是真實的。

這三十年來,雖然我們都在台北,但是見面的次數沒有超過十次。每次見到他都是和初次見面一樣充滿活力,無論如何無法相信他已年過八十,對這位為國家作重大貢獻的人,也許蒼天特別眷愛,賜他青春常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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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赴英接受海軍訓練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我與南京國立第一臨時中學同學十多人考進了海軍赴英學兵大隊,被送往上海市虹口荊州路的原日本軍營,接受海軍入伍訓練,並於同年十一月搭乘英國運輸艦「澳大利亞皇后」號,赴英國接受皇家海軍的訓練。

當年我們在上海入伍編為第四中隊,共一百多人,其中在上海出生與長大的道地上海人,只有陳耀棟,陸浩奇和我三人,因此我們之間的感情很好。到了英國在普利茅斯軍港中已退役的戰門艦「榮譽號」接受基本訓練。我們三人常在下午四時收工後在上甲板相聚聯天。記得陸浩奇煙癮很大,我將每個月配給的香烟讓給他。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英國海軍在普茨茅斯軍港正式將輕巡洋艦H.M.S.Aurola移交給中國海軍,我政府定名為「重慶號」五月二十六日啟程返國,並於八月十三日駛抵吳淞口,返國航程共計七千六百一十四海浬,歷經八十天方抵上海。九月中海軍總部通知重慶艦可以保送八名士兵參加剛在全國十個地區招考的海軍軍官學校四十一年班(一九五二級)進入海軍官校接受四年的軍官養成教育,我報名參加了考試,並以榜末第八名錄取赴青島就讀,從此就與艦友們別離。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午夜,重慶艦於上海吳淞口駐防,二十七名士兵組成的起義委員會士兵,武裝夾持鄧兆祥艦長駛往煙台投共。當時海軍官校已遷往廈門,我們八個前重慶艦士兵都心懷恐懼,不久王安定同學被抓去,嗣後海軍官校於一九四九年二月遷至廈門,復於同年八月遷至台灣南部左營海軍基地,不久王安定被釋放返校,因課程耽誤,降至四十二年班。

一九八七年台灣開放老兵返鄉探親,我於一九八八年十月首次返上海探親,爾後於一九九○年與上海的留英海軍同學會聯絡上,並於同年春季在上海政協與「重慶艦」老同學們聚晤。隔了四十年,大家都老了,相晤時倍感親切和傷感。不久住在東北大連的陳耀棟打聽到我在台北的地址,寫信與我敘舊,令我驚喜萬分。

我遂在一九九一年春季偕老伴去大連訪問舊時伙伴,又驚喜地發現當年我們重慶艦魚雷中隊的士官長吳修垣及武定國、趙振亞、孫國楨、秦咸周同學都在大連,武定國榮任遼寧省政協常委,嗣後他曾安排我在瀋陽作了一次演講。

在大連期間,我曾和陳耀棟長談,他告訴我在文革十年中,他曾三次下放勞改及一年的隔離審查,吃足了苦頭,他寫信很勤快,但講話時顯然反應緩慢,這顯明是文革後遺症。他在重慶艦上是輪機兵,故當時他在大連造船廠擔任技工,住在工廠簡陋的宿舍,他的老伴瘦弱多病,故家事他獨自包辦。我目睹他的淒涼晚景,心中難過之極。

另一位上海同學陸浩奇,在上海同學會相見時,穿著畢挺的白襯衫和深藍色長褲,仍舊像當年在英國時一樣的派頭,令我欣慰。

首先他向我抱歉,未曾回覆我的信,因為文革時吃足苦頭,他的思想還未解放。然後他嘆口氣說,目前他的三個媳婦都已下崗,家計困難,他這個老爸老了退休後,還要幫助三個兒子家庭,真是苦命。

二○○八年五月一五日上海歐美同學會留英海軍分會舉辦了「重慶艦接艦六十週年紀念大會」,我應邀作了「台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展望」的演講,當大會主席胡步州同學宣布這是最後一次聚會時,大家心中淒然,因為大家都已年過八十,外地同學舟車勞頓來上海聚會都已走不動了,還有熱心的同學會辦事人員亦因年邁,無力再辦理這二、三百人的大會。因此,上海歐美同學會留英海軍分會在二○○八年的五月十五日最後一次聚會時,吹响了熄燈號。

當年在英國「榮譽號」戰艦受訓時的上海三人幫中,陸浩奇與陳耀棟已在多年前病故,遙想當年我又瘦又小,陸和陳兩位同學都是肌肉發達一副狠腳色的樣子,他們卻先我離世,回首往事,不勝感慨。

寫於二○一二年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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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教育打下外交事業基礎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我考進海軍軍官學校四十一年班(一九五二年級),赴青島就學,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因濟南失守後,共軍已逼近青島外圍,當年海軍總部指定「中訓」,「中練」兩艘大型戰車登陸艦(LST)受海軍官校管轄,故全校師生及眷屬共七百多人,連同教科書及教室槕椅,一起撤退至廈門。半年後,福州失守,共軍逼近廈門,海軍官校遂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再度遷移至台灣南部左營海軍基地。

然而,中國傳統重視教育,無論是搬遷至廈門或再遷至台灣左營海軍基地,海軍官校都能在短時間內恢復上課。由於官校學生在四年學習課程中的第一學年及第二學年都是理工科,因此我們的校址必須選在大學附近地區。我們在青島上課時,由山東大學教授來擔任理工科的教學,遷至廈門後則邀聘廈門大學教授來教課,最後遷至台灣南部左營時,則聘請台南工學院教授(現已擴大為國立成功大學)授課;其中山東大學祝楣教授及趙良五教授分別講授「球三角」與「微積分」,他們爾後隨海軍官校遷至廈門及台灣左營,繼續在海軍官校講課,以迄退休為止。祝楣的山東腔英文及趙良五的湖南英文深印在我們學生腦海中,早年我們老同學相聚聊起當年趣事,提起祝楣及趙良五老師時,心中充滿了感恩。

還有當年在左營教我們材料力學的王老師是六十多歲的前山西大學校長,完全是一副黃土高原上土老兒的模樣,但一開口說出的英文,則是標準倫敦腔的英語,原來他是前清時代派去英國讀中學及大學的童子學生;更有趣的是我們英文老師,長得高瘦,穿著空軍中校軍服很是帥氣,他是屏東空軍參謀大學的教授,說得一口美式英語,但一開口說中文,則是標準的河南土話。我們的電機老師張教授是留德博士,他的服裝最為一絲不苟,穿上畢挺的長袖白襯衫,還要打上黑色領帶,在台灣南部的高溫下,渾汗如雨,以德國腔的英語對我們講課。

還有上海腔的物理教授,福州腔的航海老師與輪機老師,安徽腔的國文老師。他們都愛護學生如自己子弟,處在那個時代的離開故土和親屬,流浪到台灣的海軍官校學生們,都能在他們諄諄教導及叮嚀之下長大,成為海軍軍官。爾後參加海峽中的各次戰役,有些人離開海軍後出國留學,有些人中年後轉至商船服務,有些人像我一樣轉至文官系統發展。

海軍官校四十一年班畢業時共一百八十五人,除了早期在海上殉職或病故外,我們四十一年班同學中,出了十四位將軍,其中一位是海軍上將莊銘耀總司令。

寫於二○一二年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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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的孤兒

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我擔任交通部觀光局的主任秘書,隨同觀光局曹嶽維局長,赴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參加國際觀光組織聯盟大會,自台北啟程,經過香港、希臘至安卡拉。當時我們在雅典轉機有半天侯機時間,曹局長與我特去我駐希臘大使館,拜會抗立武大使。我們在安卡拉參加大會期間,駐土耳其大使館特派一位參事,陪同我們出席大會。但在會期結束前的十月廿五日,突然聽到傳聞,中共已在聯合國大會中通過成為會員國,取代我們在聯合國的席位,令我們震驚不已,從此骨牌效應開始。

一九七四年春,我應外交部之邀出任我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擔任大使館與美國國會的連繫工作,以爭取美國國會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抵達美國的第一站舊金山,與老友們相聚,豈料其中一位夫人竟然說道:「仉家彪真是天真,居然來美國作末代外交官」。

一九七二年中,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並簽署《上海公報》。一九七二年六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一九七三年十月發生全球第一次能源危機,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蔣經國提出「十大建設計劃」,發展重工業及運輸和電力基礎設施,減緩了能源危機對台灣的衝擊。一九七四年政府發展半導體工業,加速台灣高科技工業發展,使台灣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的工業國家。

一九七六年蔣經國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臨危受命,台灣遂由「硬性威權體制」轉變為「軟性威權體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中(台)華民國斷交,同時廢除美中(台)共同防禦條約。但是美國國會親中華民國人士非常不滿卡特的做法,於一九七九年初尋求替代方案,四月十日參、眾兩院通過《台灣關係法》。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一面倒的支持這項法案。眾議院以三百三十九票對五十票通過,參議院則是八十五對四票。

《台灣關係法》有兩個作用──試圖保證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協防會繼續下去,與台灣的外交連繫,則維持一種高規格但表面上並不正式的高度。國會要求美國供給台灣的防禦性武器,無論質與量「必須讓台灣足以自保」。為了維持與台北的外交關係,該法還規定必須在台灣設立一個美國機構,除了名稱之外,功能與大使館完全相同。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雖然令中華民國人民感到沮喪,但是也促使台灣政府與人民認清國際現實,再接再厲,將全部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高科技的突破,以及政治走向完全民主化的境界。因此,台灣在一九八○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

當年台灣著名民歌作曲家及演唱人羅大佑常在電視上自彈自唱〈亞細亞的孤兒〉,唱出了那個時代台灣人民的心聲。

寫於二○一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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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65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台灣時間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卡特政府宣布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並與中華民國斷交。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心惶惶。十二月二十二日外交部錢復次長約我見面說:「行政院孫院長對蔣彥士部長說,你向他表示自願去華盛頓幫忙連繫國會友人助我。」我聽了大為驚訝,表示我從未去見過孫院長,更未自動請纓,錢公未說什麼,急切地問我何時可啟程,並交給我一張蔣彥士部長手諭:「奉 院長諭,請仉家彪先生即刻赴美,協助楊西崑次長在美工作」,下方是「彥士」及「錢復」的簽名。

當時我義無反顧地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趕赴華盛頓駐美大使館向楊次長報到,他要我陪他住在雙橡園大使官邸,我婉辭了,自己租了公寓和汽車,在華府協助安排及陪同楊次長前往美國國會拜會對我友好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參議員及眾議院的國際事務委員會眾議員。還記得一向對我政府不友好的自由派參議員邱奇(FrankChurch)也向楊次長保證他一定支持中華民國,他並說二次大戰時他是空軍飛行員,曾經駐防昆明。

當時,沈劍虹大使及陳岱礎公使均奉調歸國,由我的老長官國會組組長胡旭光公使代理館長,但是胡代館長及楊特使又相處不和,令我非常為難,爾後楊次長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底完成談判任務歸國,我遂於三月一日返台,總計我在華府協助楊次長與美國國會連繫工作共六十五天。回首前塵,可以說那是我一生中刻骨銘心最痛苦的六十五天。

前大陸事務委員會主任秘書張樹棣老友讀了我已出版的《血歷史》一書後,來信說:「……在一個特定的時代,發生了特定的事,需要特定的人去做,你就是這個特定的人。」

因此,我就想到著名的基督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曾倡議「因信稱義」及「預定論」兩個重要信條。前者的意義是凡信仰耶穌基督的人就能得救,後者則說明,基督徒從娘胎出生後,他的一生事跡就被上帝預定。

因此,我一生歷經苦難,心靈受到創傷,但是我信奉「預定論」,咬緊牙關,克服自己的缺陷,終能安然走出一條陽光大道。

感謝神的恩典!

寫於二○一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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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參與歐洲外交工作

一九八○年春,我應老長官曹嶽維先生之邀,出任中歐貿易促進會(簡稱中歐)副秘長,爾後升任秘書長,一九九三年因心血管疾病,動了大手術,改任顧問,專責核改英文稿件及撰寫經濟部部次長及國際貿易局長的英文演講稿,以迄「中歐」於一九九六年併入「國際經濟合作協會」為止。我在「中歐」工作十六年,憑藉經濟部及外交部工作的歷練,可以說是我工作經歷最能發揮我的智慧,口才和英文寫作及演講能力的時期。撫今思昔,非常感激曹公的提攜和信任。

中歐貿易促進會係於一九七五年由政府推動成立及資助的社團法人組織,其會員包含民間的主要工商團體、公民營大企業與金融機構組成,以精簡之編制及預算,及以尖兵之工作型態,推動與拓展中華民國與歐洲國家之實質經貿關係。當時中歐雙邊貿易僅佔我對外貿易總額的十三%,歐洲在台設有代表處之國家僅西班牙一國,主要辦理文化交流事宜。迄一九九六年歐洲已有十六個國家在台設有商務代表機構,其中法國更整合該國各主要駐台機構成立「法國在台協會」,英國亦整合駐台各單位成立英國文化辦事處,德國除經貿代表辦事處外,另外設立文化中心。此外,歐洲十六國之駐華代表機構均在台受理簽證申請,平均三天即可辦妥簽證。「中歐」成立後,於一九七六年初積極促進有關單位在比利時首都成立「比華商會」,以協助我政府及工商界開拓與「歐洲共同體」(現已擴大會員國改稱「歐盟」)之聯繫。

為有計劃推動對歐洲國家之科技合作,行政院於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五日召集會議,決定成立「中歐科技合作小組」,請國科會王紀五副主任委員與本會曹嶽維副理事長為共同召集人,並由筆者擔任執行秘書,有關行政工作均由「中歐」支援。此期間「中歐」曾安排補助公私立大學從事科技教育的年輕教授赴歐洲著名大學及科技研究單位考察。當年台灣的科技教授及科技研究工作者,絕大部分都是留美學人。因此,他們非常歡迎「中歐」補助及協助安排他們赴歐洲考察,及與歐洲科技研究機構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撫今追昔,我很懷念當年政府派在歐洲各國的外交部、經濟部及新聞局的官員們,他們在歐洲國家奮鬥經歷,我親眼見到了,感動了。

因此,我要大聲喊道:「誰說弱國無外交!」

寫於二○一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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