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死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何仍無法擺脫其陰影。--《毛澤東與歹托邦》

201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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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死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何仍無法擺脫其陰影。--《毛澤東與歹托邦》

歹托邦(dystopia),烏托邦的反義詞,與烏托邦中的美好社會完全相反的壞地方,同時也特指由極權政府及其計劃經濟和科技專制控制的惡劣社會。什麼是歹托邦?中國就是歹托邦!
  毛時代消滅地主鄉紳和私營工商業主,不只奪取全民的私產,盡歸黨權把持的公產,還瓦解了自古以來存在的民間社會,為黨天下的全面控制鋪平了道路;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改革,則把現有的公產改革成由各級官員的家族裙帶及其利益集團逐步掌控的私產。從毛的共產革命到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首尾銜接,構成中共歹托邦化螺旋式上升的辯證過程。如今經濟實力已空前提高的中共強權,急劇增強其收買整個世界的能力,從港台報紙到歐美媒體,從民運隊伍到各國政要,從獨裁政府到民主國家,其影響已達到無遠弗及的地步。
  中共自1949武裝奪權以來所製造的諸多恐怖和罪行,已讓歹托邦小說和電影所預言的噩夢活生生在現實世界上演。我們該如何擺脫全球範圍的歹托邦控制?本書透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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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以下節錄自本書〈毛澤東和歹托邦:亂與暴的反噬 〉一篇

【五】
  毛澤東平生參加中共黨代會,每逢雙數,多少都有些挫折的經歷。在一九四五年「七大」預備會議的講話中,他就曾自嘲地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截至那時,中共已開過六次黨代表大會,毛澤東只出席過其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三次代表大會。在中共「三大」會議上,毛因緊跟主持會議的國際代表馬林而獲選中央局五成員之一,除此以外,他一直都處於中共核心領導圈之外。
  朱毛井岡山會師後,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是個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人物,他仗著「黨指揮槍」的既定原則,好在職業軍人面前發威逞能,常插手軍隊本身的管理和指揮。毛這種「家長制」作風在紅四軍內部激起強烈的批評。後經過多次較量,毛在古田會議上最終佔得上風。從此確立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紅軍這支「農民軍」始被正式建制為中共的黨軍。後來以博古為首的黨中央從上海遷至蘇區,毛所蔑視的「洋房子先生」掌握黨權,讓毛受盡了被排斥在核心領導圈外的悶氣。直到紅軍西竄至遵義,毛利用突圍轉移過程中軍隊領導的不滿情緒,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挑起與會者圍攻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 始得入圍政治局。毛從此逐步攀升,到達陝北後,遂掌握了整個紅軍的軍黨大權。
  蘇德戰爭中,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放鬆了對延安的控制。毛澤東消極抗日,延安邊區與日軍相安無事,毛趁此良機大搞起整風運動。對毛這類山溝裡出身的土共來說,國際派讓他感到壓抑的不只是他們從莫斯科方面獲得的權勢和信任,另外還有他們在蘇聯所受的教養,特別是他們較高的馬列理論水平,常弄得毛相形見絀,心裡很不好受。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人和青年學生在文化品位上更是後來居上,他們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風氣活躍了邊區的工作學習及日常生活,同時也反襯出毛澤東及其農民軍的粗陋和貧乏,因而也全被劃入審查和「搶救」的對象。毛曾蠻橫地揚言,「只要為我所用,哪怕烏龜王八蛋。」他放手任用康生之類的惡人做打手,對國際派實施無情打擊,對黨內外的幹部進行全面清洗,在延安製造了長達兩年多的整風恐怖。
  整風運動整倒了國際派,削平了各路人馬組成的黨內山頭,同時也整得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一個個低頭馴服,最終為中共第七次黨代會的召開鋪平了道路。經過二十多年的鬥爭,毛澤東克服諸多險阻,直到第七次黨代會,他才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黨棍與黨奴的雙重人格從此遍及全黨,通過塑造中共的卑劣黨性,毛澤東樹立了他在黨內不可挑戰的權力。按照韋伯的定義,權力就是「社會關係中某個成員在其他成員的抗拒下,仍能遂行其意旨」的影響力。毛澤東自入夥中共以來,使盡各種權術操縱,至此才將他渴求的影響力追求到手。
  中共奪權後迅速建立起黨天下的官僚機構,各司其職的重量級人物越來越專守他們各自權限內的業務,插不上手的毛澤東日漸覺察到自己被閒置起來的狀態。特別是受到蘇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中共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修改了黨章,主事者順勢刪去「七大」黨章內「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在大會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鄧小平「強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個人崇拜,反對突出個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並明確表示,全黨同志都「厭棄對個人的神化」。大會決議提出「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任務,明顯有扼制「冒進」和淡化「政治掛帥」的用意。面對這些有所針對和限制的新規則,毛澤東大勢所趨下只好勉強接受。他無可奈何地看到,自己從「七大」以來組建的毛共山頭已明顯出現分化,而眼前的這批官僚要比延安時期王明那一夥教條主義者更難對付。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會中會後都在毛身邊,他說他當時即從毛的表情和言談明顯地看出,「『八大』是毛與劉、鄧兩人關係的轉捩點。毛覺得中央領導是有意排擠他,並且想削減他的權力。」像以往多次在路線鬥爭中遭遇挫折後的反應,毛回到他那張大床上臥病不起。他嚥不下這口氣,開始賴在病榻上摒絕內外,謀劃如何將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毛的病倒是他發動政治攻勢前暗中磨刀的備戰姿態,據李醫生的觀察,「毛往後所有的政治行動―共產黨整風、大躍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全是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總路線而做出的出擊。直到一九六九年第九次全國大會時毛的思想成為全國指導綱領,毛的報復才算落幕。」

【六】
「八大」是毛政治生涯的一條分界線。此前,他的權謀操作呈一路上升的趨勢,但「八大」之後,他所作的反撲卻連續受挫,他愈是反撲,受挫愈重,直到最後鬧得眾叛親離,一敗塗地。他針對他的敵人常說的那兩句詛咒,實際上也是給他自己寫下的判詞。一是「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毛在病榻上思來想去,最後決定來一個「體制外運作」的搗亂。他借助民主人士幫共產黨政風,意在對劉、鄧諸人施以打擊。為啟發民主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把批評的矛頭引向黨內的官僚主義,毛多次召集他們議論共產黨的執政得失。五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尚存民國遺韻,且熟知中共的底細,針對中共奪權後一黨專政的現實,他們強烈批評共產黨背棄了先前的民主承諾。來勢兇猛的批評一時間逾越毛的設限,直戳痛毛共的七寸。毛事前的確沒想到,他搬起的石頭沒砸到他預定的目標,反砸到他自己身上。毛只得掉過頭與他本想打擊的黨內同僚聯手行動,向黨外人士發起惡毒的反噬。
  反噬,就是反咬一口。自己做了壞事,反過來血口噴人;本與他人合謀,一旦發覺於己不利,立即翻臉背叛。這是毛澤東自上井岡山以來搞權鬥慣用的伎倆。反噬也指人把事情做過頭而受到的反挫。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兩面性,通常多強調反噬有害的一面,告誡人不要把事情做過頭,以免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但毛的哲學只看重對自己有利的一面,出於他極卑的本性,毛並無自己的正面價值,他只會從反向思維出發去處理面臨的問題,通過否定對立面來達成自我肯定。這種思維論辯方式,說白了,就是強詞奪理,地地道道的耍無賴和粗口誣陷。所謂「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即逾越常規,破壞秩序,不講任何原則,用暴力破除任何阻撓他奪取權力的障礙。古人所謂「物極必反」的教訓,意在避免把事物的發展推向極端。毛澤東早在年輕時已認定「惡在究竟,仍不為惡」,所以他總是把「物極必反」的道理偏解到壞事變好事的方面。他不只在一貫做惡的事業上以此自勉,還善於拿這個歪理開脫和辯解他所做的壞事。所以他總是揚言:「共產黨人不要怕犯錯誤。……錯誤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過來。」 他堅信「這是馬克思主義。『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來到。」 這個好事變壞事的邏輯再進一步推理下去,就是惡因可生善果,只要宣佈目的正義,就可做事不擇手段。
  鄧小平反個人崇拜的報告儘管在會上全體通過,但一開完會即成一紙空文。黨內沒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制約毛的肆意妄為。鄧似乎要向毛將功贖罪,他接下來領銜反右運動,一口氣就整出了五十五萬右派。左派與右派這組用語及其間的劃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的政治語境中向來都涇渭分明,名實相符。但一經蘇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語境,多少年口水仗鬥下來,已攪渾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中共學舌蘇共,以左派為正宗,通常是逢右必反,唯對左過頭的所謂「左傾」,有時會做出必要的糾正。但對高高在上的毛澤東來說,左與右的運作只是他手中隨意擺弄的砝碼,偏左還是偏右,反右還是反左,都由他掂量著具體的針對性和實利性靈活調控。需要左傾的時候,毛比誰都冒進主義;而該右傾的時候,毛又比誰都更機會主義。但反過來對付他要挑剔或打擊的對手,左傾或右傾就都成為他順手扣在他人身上的罪名。
  反右運動的勝利激發了毛澤東乘勝追擊的興致。在成都會議上,毛嚴批「反冒進」的政策,按捺不住地講起個人崇拜的必要。為了與「八大」決議的右傾路線對著幹,促使各地方領導把共產風、浮誇風刮到了舉國瘋狂的程度。毛搞此類破壞秩序的搗亂,並無多少新招,比如大煉鋼鐵、放衛星田之類的「大躍進」運動,仍是以軍事動員的方式加速工農業生產,他浮想聯翩,滿以為多搞些超級人海大會戰,在經濟建設戰線上就能創造出超英趕美的奇跡。毛在臥榻上形成的想法多屬於妄想和臆想,實在談不上有什麼經得起論證的社會理想。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只因彭德懷追究了毛澤東左傾冒進的責任,會議的風向一經毛操控,立刻在與會黨棍黨奴們的配合下狠批起右傾,把極少數敢說真話的人打成了反黨集團。「八大」決議實際上已讓毛澤東搗亂得形存實亡,全黨全民跟上毛胡鬧了兩三年,結果鬧出了餓殍遍野的人禍。成堆的錯誤並未迎來光明,事實恰恰相反,正因毛一意孤行,把事情做過了頭,才招致了禍國殃民的反挫。
  毛澤東的問題是,明明自己不懂經濟,不懂工業和商業,也不懂文藝和教育,卻偏要伸手亂抓,強行干預別人的專職工作。單少傑對毛這種「搶戲」的作風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說: 「作為一個總愛搶別人『戲』的政治家,毛澤東不希望別人向專業化方面發展,而要求他們向政治化方面發展,即向自己易於伸手的方面發展。」單少傑將此界定為「政治家搶專門家的戲,政治領導搶行業領導的戲。」 毛這種好「搶戲」的作風正是他一再強調「政治掛帥」, 狠批「白專」道路的根源,因為他只有這一齣拿手好戲可登臺上演。「八大」之後,毛之所以乘反右運動勝利的有利形勢跳出來帶頭搞大躍進,就是要強不懂以為懂,硬去插手工農業生產的事務,妄想搞出個讓劉、鄧們瞠乎其後的成績,向全黨證實他「政治掛帥」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來的做法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結果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編制也被迫退回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實踐已證明,盲目改變生產關係,不但起不到發展生產力的積極作用,反倒破壞了生產。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自己不懂經濟,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檢討。但毛是不會甘心失敗的,他事後又上下其翻雲覆雨之手,多次出爾反爾,先是反擊右傾翻案風,後來又大搞四清運動,直鬧騰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從高層批到基層,從黨內反到黨外,整個國家都讓他一介獨夫的偏執與反噬鬧得徹底失序,全黨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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