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非常特別的1977年

2017/4/28  
  
本站分類:生活

【歐華作協專欄】謝盛友:非常特別的1977年

1977年法國廢除死刑。1月6日歐洲委員會成立。1月20日詹姆士·卡特當任美國總統。7月16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永遠開除“四人幫”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7月22日——鄧小平恢復工作。10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決定高等學校招生實行統一考試,並批準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見》,開始恢復招收研究生。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們已經超過正常的高考年齡,先後於1977年、1978年、1979年參加高考,並相應於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進入大學學習的三個年級的大學生,習慣上統稱為“新三屆”大學生。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在年齡構成上差距相當大,有十五歲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有文革十年中積累下來的歷屆高、初中學生,更有年齡已在二十四五歲到三十多歲的。 

我們成長的年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代。在那個時候,我們並沒有“名校情結”,只有“我要讀書”的高玉寶式“讀書情結”。半夜雞叫,我不用起來做工,但卻要起來讀書。我們有一個多麽好學,然而,卻失學的青春歲月! 

我找不出能確切描繪那個時代的詞匯。當時正逢三中全會前後,國家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記得在學時有美國的大學代表團來中山大學訪問,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大學生”。那時圖書館座位太少,傍晚時分,開館之前,學生已經排起長龍,糾察隊在維持秩序。不然,大門的玻璃又要被擠破。 

那年頭,同學們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課堂,三點一線,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隊買飯時,也背英語單詞。外語專業自古以來是“計劃”式呆板教學,一二年級學習語音語言基礎、口語、聽力,三四年級精讀、泛讀、翻譯、報刊選讀。我這個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歡學習內容被規範、被計劃、被灌輸、被指導。所以,我下午大多數時間都泡在歷史系課室,聽世界通史、中國通史等;在經濟系課室,學西方經濟地理;在哲學系課室,讀黑格爾。 

我自己有最經典的論述:“我們這代人生來就挨餓,上學就停課;該讀書的時候,我們在修理地球;該出成果的時候,我們卻在嚐寒窗苦;該有作為的時候,我們必須養家糊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詩,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現在的海外學子可以體會、可以承受? 

我們這代人早期的理想是革命的理想主義,文革之後革命的理想迅速幻滅,但新的理想又出現了,變為個人的英雄主義理想。我們當時讀的暢銷書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作品,普希金、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等。法國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朵夫》,這本書現在幾乎沒人提,當年卻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因為它塑造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者,充滿著個人主義的理想精神,這種精神在文革之後迅速煥發出來。那個時候的個人主義與今天不一樣,今天流行的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當年的個人主義充滿著英雄氣概,“小我”(個人和家庭)的意義最後要通過“大我”(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而得以實現。“走向未來”叢書,兩位主編金觀濤、劉青峰夫婦寫的文章,今天讀來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精神,他們的《公開的情書》哪怕是私人的愛情生活,都與國家與人類的宏大目標緊密相關。 

我們的確曾經擁有過人生最純潔的理想,也經歷過人生最醜惡的現實,不敢說我們把中國國情看透了,但是我敢說,我們當中的極少數理想主義者,現在擁抱相反的理想,成為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或者出國,或者治學,在國內的竟然操縱了中國大陸現今多數學術研究陣地;我們當中的大多數則成為現實主義者、實用主義者,乃至厚黑者,或者經商,或者從政,占據了省級上下相當多的領導崗位,工於心計,短於德行,離開知識和書本很遠,雖然出了幾個實幹家,更多的是貪官汙吏。 

我們這代人很少有感恩之心,覺得自己是時代驕子,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有不自覺的自戀意識,得意於自己是超級成功者。其實我們這一代人不過是幸運兒,世無英雄邃使豎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斷層,我們不過趕上了時候而已。 

曾為知青、後進大學,如今成為超級成功者,大談青春不悔。我們卻忘記了,大多數知青都被耽誤了青春,如今下崗待業,成為困難戶、低保戶,我們完全忘記了更多的被時代殘酷淘汰了的難友。我們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唯有成功者的虛驕,覺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一代人的代表。事實上,少數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數同代人犧牲的基礎上的。我們那時的高考,100個考生裏面只有不到5個人被錄取,淘汰率高,空前地殘酷,我們真的是極少數被命運特別關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懂得感恩和謙卑,而不是自傲和虛妄。

今日人氣:1  累計人次:60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