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下冊

20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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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下冊

臺靜農先生的《中國文學史》不僅是卓然的「一家之言」,
更映照其胸襟意態,是蘊含個人情志的「詠懷」。


臺靜農先生之《中國文學史》,撰述期間幾近二十餘年,且不斷增補修訂,起自先秦以迄金元;不僅表達先生對於歷代文學精神的體悟以及文化歷史流變的詮釋,成其「一家之言」,更流露其性情,在高明的歷史敘事之外,顯現先生個人情志的詠懷與洞見。

本書依時代分篇,上冊包含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篇,下冊包含唐代、宋代、金元篇,並附〈中國文學史方法論〉一文,乃先生以文學史家的眼光分析從事文學史研究的方法,依先生所言:「文學史之作,不外乎以歷史為經,以作家作品為緯,故文學史的方法應注意研究作家、分析作品。至於如何研究與分析,則非單純方法能詳辨。」本書不僅體例嚴謹,考證詳實,先生的慧心卓識更於全書俯拾即是,此也是本書最具價值之處。

 

作者簡介

臺靜農(1902-1990)

本名傅嚴,後改名靜農,長期寫作,精於書法。幼年時受傳統私塾教育,後閱讀嚴復的西學著作而萌發改革的思想。中學時與同學合辦《新淮潮》雜誌以響應五四運動。曾和魯迅同組未名社,倡新文學。離開了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後,便歷多校教授中國文學。1945年來臺任教於臺灣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達二十餘年,奠定了該系兼容並蓄自由活潑的開放學風。早年的治學重心在小說創作、研究評論、散文和整理編輯民歌集,又是著名的文學家和文學史家;他的一生幾乎橫跨二十世紀,目睹舊中國的變遷,西潮東漸,經歷了革命、五四學運、抗日戰爭,最後落腳於臺灣。然而不論時局如何變遷,臺先生堅守學術崗位,一生治學,文學、書畫、經史,卓然為一代大師。

 

目  錄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項潔
導讀:文學史書寫的典型/何寄澎、許銘全
出版前言/柯慶明
編序/何寄澎

【第五篇 唐代篇】

第一章 唐代士風與文學
 第一節 唐初的風氣
 第二節 進士科與士風
 第三節 文士與朋黨
第二章 唐代古文與傳奇的發展
 第一節 古文
 第二節 古文與傳奇文的興起
 第三節 韓愈與柳宗元
 第四節 傳奇作家
  一、王度
  二、沈既濟
  三、沈亞之
  四、陳鴻
  五、李公佐
  六、李朝威
  七、白行簡
  八、元稹
  九、傳奇專集
第三章 唐代詩歌的發達
 第一節 唐詩興盛的原因
  一、皇室的愛好
  二、科舉制度與詩
  三、詩與樂歌
 第二節 宮廷詩人及其成就
 第三節 四傑的新風格
 第四節 漢魏風格的詩人陳子昂
第四章 唐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
 第一節 王維、孟浩然
 第二節 李白
 第三節 杜甫、元結
 第四節 韋應物
 第五節 高適、岑參
 第六節 韓愈、孟郊、賈島、李賀
 第七節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
 第八節 張籍
 第九節 杜牧
 第十節 李商隱、溫庭筠、韓偓

【第六篇 宋代篇】
 
第一章 宋代的散文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古文初期作家
 第三節 歐陽修、曾鞏
 第四節 王安石、蘇氏父子
第二章 宋詩
 第一節 緒言
 第二節 宋初詩風
 第三節 宋詩代表作家
  一、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
  二、王安石
  三、蘇軾(附張耒、秦觀)
  四、黃庭堅(附江西詩派與呂本中、韓駒、陳師道、晁冲之、晁補之、陳與義)
  五、陸游、楊萬里、劉克莊、范成大
  六、姜夔
第三章 宋詞
 第一節 從選詞以配聲與由樂以定辭看詞的形成
 第二節 唐五代詞
  一、花間派
  二、《花間》之擴大
 第三節 敦煌《雲謠集》
 第四節 宋詞作家
  一、晏殊、晏幾道
  二、歐陽修
  三、張先
  四、柳永
  五、蘇軾
  六、賀鑄
  七、周邦彥
  八、黃庭堅
  九、秦觀
  十、朱敦儒
  十一、辛棄疾

【第七篇 金元篇】

第一章 女真族統治下的漢語文學――諸宮調
 第一節 金人漢化北劇轉盛
 第二節 諸宮調的體製
 第三節 今存的《劉知遠》與《董解元西廂記》
第二章 南戲
 第一節 南戲的發生
 第二節 南戲的體製
 第三節 南戲北曲相互的關係
 第四節 南戲作品及其文學價值
第三章 元雜劇
 第一節 元雜劇的時代背景
 第二節 元雜劇所承受的影響
  一、宋雜劇
  二、金院本
 第三節 元雜劇的體製
 第四節 元雜劇所反映的思想與社會生活
  一、神仙道化
  二、隱居樂道(林泉丘壑)
  三、披袍秉笏
  四、忠臣烈士
  五、孝義廉節
  六、叱奸罵讒
  七、逐臣孤子
  八、鏺刀趕棒
  九、風花雪月
  十、悲歡離合
  十一、煙花粉黛
  十二、神頭鬼面

附 錄 中國文學史方法論
 第一講 中國原有之文學方法要籍分類
 第二講 形式的研究:體製、意境、詞藻
 第三講 作家的文學環境研究
 第四講 社會環境
 第五講 傳記的研究
 第六講 年譜的研究
 第七講 作品的研究

 

內容試閱

第五篇 唐代篇(摘錄)
第四章 唐詩極盛時期的各派別
第三節 杜甫、元結
 
杜甫,字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七一二),卒於代宗大曆五年(七七○),五十九歲。武則天朝的宮廷詩人杜審言,是他的祖父。當他年少時,便顯露出其不羈的天才。自敘詩云:「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原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壯遊〉)這是他的自畫像,嗜酒能文的少年杜甫。開元十九年二十歲這年起,漫遊吳、越,下姑蘇,渡浙江,遊剡溪。開元二十三年二十四歲,赴京師應進士不第,二十五年復漫遊齊、趙。天寶三年李白自翰林放歸,甫與白始相晤於東都洛陽,時甫年三十三歲,白已四十四歲了,次年與白同遊齊州,李邕為北海太守,曾陪宴歷下亭,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李白與高適並有贈邕詩,當在是時。
 
天寶五年歸長安,至十年四十歲,進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十四年四十四歲,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冑曹參軍。居長安十年,始則待詔集賢院,繼則冑曹參軍,皆非其志;又見當時政治腐敗,君臣淫樂,不顧民生,聚歛不已,浩然有歸隱之意。〈去矣行〉云:「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遂於當年
十一月初,離京師去奉先縣視妻子,而安祿山在范陽起兵叛亂亦正在此月。當他到奉先時,雖還不知道祿山叛亂,但已感到國計民生敗壞不堪,憂思懣悶,心情異常沉重,作了一首五百字的詠懷長詩,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悲憤,毫無忌諱的指責玄宗與楊貴妃在驪山華清宮的淫樂,將民脂民膏盡情揮霍,而后戚楊家兄妹,也極端的奉承淫昏的玄宗,過著豪侈的生活,因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的悲吟。而他自己的家人呢?「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但他卻說「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他那「窮年憂黎元」的悲憫之懷,更加了解自己兒子的命運,也就是若干人以及若干人之子的命運,詩人的悲痛在人群而不在一己,於是詩人更深一層說道:「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杜少陵集詳註》卷四:〈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詩人悲吟的時候,安祿山大兵已經深入了。安祿山於十一月九日起兵叛亂,至十二月十二日便攻下東京,為時不過三十四日。
 
天寶十五載五月,甫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時祿山陷潼關,玄宗山延秋門,旋決定西逃入蜀。七月,太子即位靈武,改元至德。甫遂自鄜羸服奔行在,以赴國難,不幸
陷賊中。
 
至德二年,四月脫賊,謁肅宗於鳳翔,拜左拾遺。五月罷房琯,甫疏救之,上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明年改元乾元,六月貶為華州司功。二年七月,因為關輔飢荒,遂棄官西去,先到秦州,想在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去同谷,十二月入蜀,終到了成都。這一年中,生活最為悽苦,大有遑遑無所之之感。如說「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別贊上人〉);又說「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發同谷縣〉)。奔走道途之中,心情異常沉重,有時想到隔在遠方的弟弟,與十年不見的寡居妹妹(〈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雖身適異鄉,而心在故土,如說「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五盤〉)。當他行經飛仙閣,人馬疲勞時,忽然「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飛仙閣〉)原來平生懷抱,一身許國,終不免拖家攜眷奔走於飢餓路上,能不令詩人悲歎?
 
乾元三年改元上元,甫在成都西郭外浣花溪傍,開始經營草堂,除了有人資助外(〈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並向朋友們覓求花果竹樹,種植在草堂左右。草堂落成時,詩人頗感適意,喪亂以來,奔走道途,歷經飢餓艱難,總算有了自己的居處了。〈堂成〉詩云: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這年詩人已經四十九歲了。當他五十一歲時,即肅宗寶應元年,七月為送西川節度使嚴武還朝,到了綿州。適值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叛亂,未便即回成都,因入梓州。八月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原所殺,劍南雖已平定,可是詩人又決定在梓州住下了,並將妻子也接到梓州。有說在梓州是依高適,可是沒有證據。(仇兆鰲《杜工部年譜》)當他避徐知道亂在梓州時,非常懸念他的草堂,〈相從行贈嚴二別駕〉詩云:「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惟恐辛苦經營的草堂,被亂兵所毀。詩人在草堂居住的時日,也不過一年多,本有「卜宅從茲老」的意念,卻未能如願。後來還令他兄弟回草堂去看看,並囑咐道:「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明年,廣德元年,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早年志在「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而今則「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奉贈射洪李四丈〉),區區一京兆府掾屬,在他已毫無意義了。二年,嚴武再鎮蜀,他於晚春時回到成都,六月武表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玉帶。可是也只作了半年官,第二年永泰元年正月,便辭了節度使幕府,再回到浣花草堂。有一首〈莫相疑行〉可以看出當時的心情: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烜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同年四月嚴武死了,五月甫遂離成都南下,經戎州、渝州、忠州到雲安暫住,明年大曆元年春,自雲安到夔州,三年,去夔出峽,經江陵、公安而至岳州,四年,由岳州到潭州,五年夏,避臧玠亂,由潭州到衡州,欲入郴州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秋,扁舟下荊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舊唐書》本傳謂「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新唐書》謂:「(耒陽)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唐人詩亦有謂甫死於耒陽者。今從元稹所作墓誌銘。)
 
按:唐代科舉重進士,杜甫竟不能以此作為進身之階,年已四十,猶上三大禮賦,次年又應試文章,纔得參列選序。四十六歲拜左拾遺,雖品級甚低,猶是天子近侍之臣。(〈憶昔〉詩曾云:「我昔近侍叨奉引。」)此官之得,可能由於布衣交房琯的關係。後來之貶為華州司功,也由於坐房琯之黨的關係。錢謙益箋杜之〈洗兵馬〉云: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夙負重名,馳驅奉冊,肅宗以其為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甫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謝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敕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琯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錢注杜詩》卷二)
 
潘耒因為鄙薄錢之為人,力斥錢說,以甫之貶官,「不知坐何事,今言其坐琯黨,亦臆度之辭耳。」(《遂初堂書杜詩錢箋後洗兵馬箋》)浦起龍《讀杜心解》則以為「杜之謫,自因琯黨,事蹟本明明白白」。今按:謙益以〈洗兵馬〉詩為刺肅宗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此說固未可信;然涉及甫坐琯黨,則非無依據。《舊唐書》卷一一一〈房琯傳〉乾元元年六月罷房琯詔云:「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為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又云:「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偽成俗。今茲所遣,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當至德二載罷房琯宰相時,並沒有這次貶琯官之嚴重,制文再三說明,好像朝廷非常屈抑,非「縷言」之不足以見信於「凡百卿士」似的,足見肅宗及其左右嫉琯之深,必欲去之、毀其人望而後快。琯之罪名既係交結朋黨,則同被貶斥的必不止劉秩、嚴武,而因官卑不見於制書的也必不止杜甫一人。
 
杜甫既坐琯黨而貶,那他當年之所以得拾遺又可想而知了。這次給杜甫的打擊是大的,使他不由得發出「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的感慨。(〈遣興〉五首)故當兩京收復,上皇回京,天下漸趨安定的時候,遂西去成都,求田問舍的將自家安頓下來。後來入嚴武幕府,嚴也很尊敬他,這未必由於他與嚴有世舊的關係,恐怕還是昔年政治的關係。嚴武鎮蜀,「肆志逞欲,恣行猛政」,「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舊唐書‧嚴武傳》)如此酷烈,而甫之〈八哀〉詩,「至比之為諸葛、文翁,不免譽浮其實。」(〈八哀〉詩仇兆鰲注語)雖然,於此卻可見兩人關係之深切,所以嚴武一死,甫遂即離蜀,走向旅途,而有「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之感了。至於房琯的政治群,究竟有些什麼人,歷史上並不明確,想來也不過多引用幾個正人,他主政的時間短,又在大亂時期,自然不能同後來的朋黨比,但至少我們明白了我們偉大的詩人與當時政治群的關係。
 
杜甫死後四十餘年,元稹為之作墓誌銘,兼論其詩,以為詩「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舊唐書》本傳悉錄此文,並謂「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新唐書》本傳雖未將稹論錄入,但其贊語亦略同,可互相闡發。如云:「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他們都是依據歷史的觀點,證明杜甫的偉大,但他們所注意的,未免偏於體勢方面。要知杜甫之所以偉大,是由於他所承受的儒家思想的傳統,在他詩篇中所流露出的,無往不是「己飢己溺」的精神,仁者的懷抱。他自己也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是此熱情,才能勇猛的寫出他那時代黎元在昏暴的政治下所遭受的命運。我們讀他的詩,不可不體會從他那「窮年憂黎元」所放射出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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